兼爱（下）

墨子从兼爱的角度阐述了治国之道。他所提出的“兼爱”是“无等差之爱”，比儒家提出的以血缘为准则的“差等之爱”更有号召力，更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富强，百姓获益，就必须实行“兼相爱，交相利”。他主张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去爱他家之人，从而营造一种人人相爱、其乐融融的社会环境。
墨子以“兼”来代替“别”，“兼”在墨子看来是大公无私、不分彼此的，关心别人就如同关心自己一样的高贵品质，和“兼”相对立的是只顾自己，不为旁人设想的自私自利的恶劣品质，墨子把这种品质叫作“别”，“别”是很坏的，是不道德的。
但“兼爱”的实际意义在于维持摇摇欲坠的贵族制度，他企图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尽量做到“强不劫弱，众不暴富，诈不谋愚，贵不傲贱”。但墨子的学说只是延缓了旧制度崩溃的作用，企图用阶级调和来缓和当时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也是不现实的。
“兼爱”的思想始终贯穿墨子全书，墨子提出的“兼爱”思想，目的是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友好的和谐的社会氛围，不是整天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整天处在一个恐怖、阴森的环境中，到处提防着别人，害怕一不小心就落入陷阱。这个思想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值得提倡，但却很困难。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虽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

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尝两而进之。谁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当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然即敢问：今有平原广野于此，被甲婴胄，将往战，死生之权，未可识也；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往来及否，未可识也。然即敢问：不识将恶托家室？奉承亲戚、提挈妻子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有是乎？于别之有是乎？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之人，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择即取兼，即此言行费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意可以择士，而不可以择君乎？”姑尝两而进之。谁以为二君，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驰驷而过隙也。”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然即敢问：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不识将择之二君者，将何从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者，必从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择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犹未止也，曰：“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吾譬兼之不可为也，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愿之也，夫岂可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

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 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天鬼神。即此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曰：“意不忠亲之利，而害为孝乎？”子墨子曰：“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所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尝有难此而可为者，昔荆灵王好小要，当灵王之身，荆国之士饭不踰乎一，固据而后兴，扶垣而后行。故约食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灵王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越国之士，可谓颤矣。故焚身为其难为也，然后为之，越王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上也。昔者晋文公好苴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故苴服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文公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是故约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难也，然后为而上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乡其上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 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