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 白话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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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一书说：“推行政治的极致，就是毗邻的两个国家能够远远地互相望见，鸡鸣狗吠彼此之间能够听到，百姓各自认为自己所吃的食物是最美味的，认为自己所穿的服装是最漂亮的，安于本地的习俗习惯，乐于经营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这样一直到年老死亡，彼此也不相往来。”如果一定要将这些作为此生追求的目标，就近代而言，除非堵塞住百姓的耳朵和眼睛，否则几乎没有办法实现。
太史公说：神农氏之前的事情，我已经不知道了。至于像《诗》《书》中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耳朵眼睛都要享受歌舞和女色的美好，嘴巴要品尝各种山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享受舒适快乐，心中想着向别人夸耀极致铺张的权势和荣华。这样的恶习慢慢侵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就算是用美好的理论去挨家挨户地劝说开导，最终也无法让他们感化。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然后才是对他们进行教诲，再其次是整顿他们的行为使之整齐划一，最下等的方法是与他们争利。
崤山以西的地区盛产木材、竹子、榖木、苎麻、牦牛、玉石；崤山以东的地区盛产鱼、盐、漆、蚕丝、音乐以及美女；长江以南的地区盛产柟木、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牙和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的地区盛产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筋和角；铜、铁都是在方圆千里之内，通常出产于山中，如同棋盘上的棋子一样零散分布。这就是各地物产资源的大致分布情况。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百姓喜爱的，俗语中所说的民间用于服装、饮食、养生、送葬等方面的物品。所以人们要依赖农民出产粮食，要依赖负责山林水泽开发的虞人才能运送物品，要依赖工匠将它们制成器物，要依赖商人进行货物流通。这些难道需要依靠官府的政令教化来调发征召才能约期相会吗？人人各尽其能，各尽其力，以此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某个东西价格便宜的时候人人都会购买导致物价上涨，价格昂贵的时候人人都不会购买致使物价下跌。人们各尽其能，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愉快地从事自己所做的事，如同水往低处流，无论白天晚上都没有停止的时候，不需要征召它就会主动前来，不需要强求百姓他们就会主动生产物品。这不正与“道”互相吻合，顺应自然的验证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粮食就会出现短缺；工匠不生产器物，器物就会短缺；商人不进行贸易往来，粮食、器物、财富等生活三宝就会彼此隔绝，无法流通，虞人如果不生产，财货就会匮乏缺少。财物匮乏缺少，那么山林水泽就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开发了。”这四个方面，是百姓衣食住行的根本所在。来源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就富饶，来源狭小人民生活水平就贫困。上可以使国家富强，下可以让家庭富足。贫穷或富足的方法，没有人能够夺走或是给予，聪明的人自然会富裕有余，笨拙的人只能贫穷不足。所以，从前太公望在营丘接受封赏，那里是一块盐碱地，地广人稀，于是太公望鼓励营丘的妇女从事女红，女红手艺达到极高的境界，同时还在当地开通了渔产品和海盐的贸易，百姓和财物因此而涌向齐国，如同绳索相连，不断前来，如同车辐集聚在车毂一样，从四方八面汇聚到齐国。因此齐国人生产的帽子、束带、衣服、鞋履能够供应整个天下，东海与泰山之间的诸侯们都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恭恭敬敬地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重新修订了太公望所制定的政策，设置了掌管财物的九个部门，齐桓公才得以称霸诸侯，多次联合诸侯，将天下纳入正道；而管仲也因此获得三归台，他虽然只是居于陪臣的地位，但是实际上比各诸侯国的君主还要富有。正是因为这样，齐国的富裕强盛才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因此说：“粮库府库充足百姓才能够知道礼节，衣服饮食丰足百姓才能够知道荣辱。”礼仪产生在富有的生活之中，而被废弃于贫困之时。因此君子富有的时候，就喜欢施行自己的仁德；平民富足的时候，就会安心舒适地享受生活。水足够深就会有鱼生存在其中，山足够高就会有野兽前往那里，人足够富裕自然就会有仁义附益于他。富人得势之后，身份地位会更加显赫；一旦失势以，就连门客也无处容身，所以郁郁寡欢。这样的情形在少数民族的蛮夷地区更加严重。民间有句谚语说：“财产有千斤的子弟，不会在闹市上受刑而死。”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此说：“天下人欢欢喜喜，都是为了追求利益；天下人吵吵嚷嚷，都是为了追逐利益。”那些拥有千乘战车的君主，封有万家食邑的列侯，享有百家供奉的君子，尚且担心自己会陷于贫困，何况只是被编入户籍的普通老百姓呢！
从前，越王句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重用了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战争，就要事先做好战备；只有了解了货物的生产时节和用途，才算是真正了解货物。时节和需要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就都能够掌握得十分清楚了。因此岁星行至金位的时候，国家就会五谷丰登；行至水位的时候，粮食就会歉收；行至木位的时候，就会发生饥荒；行至火位的时候，就会发生旱灾。干旱的时候就要储备舟船，洪水的时候就要储备车辆，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农业生产通常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就要发生一次大范围的饥荒。出售粮食，如果粮价每斗在二十钱，这就损害农民的利益；如果粮价每斗九十钱，就会损害商人的利益。如果商人利益受损，那么钱财就流通得不顺畅；如果农民利益受损，就不会再开垦土地。粮价每斗的价钱，向上不能高于八十钱，向下不能低于三十钱，这样农民和商人才能都获得利益。官府以平价出售粮食，控制物价，使关卡的税收和市场的供应能够源源不断，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正道。至于积贮货物的常理，一定是要积贮那些完好无损适合久存的货物，以免资金周转不开。用货物和货物进行贸易，容易腐败和腐蚀的货物不要保留太长时间，不要囤居这样的货物以谋求高价。能够分析研究出哪种货物供过于求，哪种货物供不应求，就能掌握物价上涨与下跌的趋势。物价上涨到了极致就会归于低，物价下跌到了极点也一定会归于高。物价非常高的时候，将手中的货物如同丢弃像粪土一样立即抛出；物价低的时候，应该将低价买进的货物视为珍珠翡翠一样囤积。钱财就会像流水那样流通自如，周转灵活。”句践依照这个主张治理国家十年，国家富足，句践能够丰厚地犒赏战士，所以战士们个个英勇无比，迎着敌人的箭矢飞石，奋勇前进，如同口渴的人想要喝水一样，最终报仇雪恨，灭掉了强大的吴国。句践又率军北上显示军威，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在帮助句践洗雪了被困会稽山的耻辱之后，感慨地说：“计然的计策一共有七项，越国只是运用了其中的五项就能够实现意愿望。既然这计策已经在治理国家中施行，我想将他们也应用在治理家庭方面。”于是，范蠡乘坐一叶扁舟，漂流于江湖之上，隐姓埋名，到了齐国就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又改名叫朱公。朱公觉得陶邑是天下的中心，各诸侯国都有路通往这里，这里是进行货物贸易的最佳场所。于是朱公就开始治理产业，囤积货物，垄断居奇，找准时机，谋得利益，而没有苛求于人力。所以擅长治理产业的人，能够择用人力而准确把握时机。十九年之中，朱公曾经三次赚到千金钱财，先后两次将自己赚到的钱财分给那些贫贱的朋友以及远房的本家兄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富有又乐意施行仁德的人。后来朱公年老力衰，就将他的产业交给子孙去经营，子孙们治理产业，并且让它不断发展，最终达到数万家产，因而后人在谈论富翁的时候，都称誉陶朱公。
子贡在仲尼那里学成后，就离开了孔子来到卫国当官，他又用贱买贵卖的手段囤积货物，在曹国和鲁国之间进行货物买卖。孔子一共有七十位高徒，所有的子弟中数端木赐最为富有。原宪甚至连粗粮都吃不饱，只能隐居在在闭塞不通的小巷子里。子贡乘坐四匹马拉的车子，带着束帛重礼前去访问诸侯，所经过的地方，没有哪个君主不对他行宾主之礼。孔子的名声能够传扬天下，与子贡在人前人后的帮助分不开。这就是所谓的相得益彰吧？
白圭，是西周人。魏文侯在位的时候，李克竭尽全力推行开发土地的政策，白圭却乐于观察时机的变化，所以别人放弃的东西白圭买进，别人买进的东西白圭就出售。等到五谷丰登的时候，白圭就买进粮食，出售蚕丝、生漆；等到蚕茧出产的时候，白圭就买进丝帛、绵絮，出售粮食。太岁星处在太空中的卯宫，天下就要大丰收；第二年将会有歉收。太岁星行至午宫，天下将会有旱灾；第二年就会有较好的收成。太岁星行至酉宫，粮食就会丰收；第二年将会歉收。太岁星行至子宫，天下发生大旱；第二年就会丰收，雨水丰沛。当太岁星行至卯宫时，白圭囤积的货物大约比往年的货物多一倍。想要让货物价格上涨，他就收购下等的粮食；想要让每斗每石粮食的重量增加，他就收购上等的粮种。白圭能够不重视自己的吃喝，控制自己的嗜欲，勤俭节约，和手下的人以及奴仆们同甘共苦，但是争取赚钱的机遇如同凶猛的野兽大鸟猎取食物那样迅速而敏捷。因此他说：“我经营生产，就是像伊尹、吕尚策划计谋，就像孙子、吴起运用兵法，就像商鞅推行法制一样。因此假如一个人的智慧不能够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果敢决断，仁德不足以正确取舍，强壮不足以坚守到底，那么就算是他想学习我的方法，我也是不会告诉他的。”所以天下的人说到经商之术时都仿效白圭。白圭他是尝试过自己的经营之术，同时又取得成效，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做到的。
猗顿凭借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的郭纵则是凭借冶炼铁器成就了辉煌的家业，他们的富庶程度可以和帝王相比了。
乌氏县名倮的人经营畜牧业，等到繁殖了众多牲畜的时候，就将它们卖掉，用那些钱去购买珍奇之物和一些丝织品，然后暗中献给戎族的国王。戎族的国王会用高于礼品十倍的财物对他进行回赠，还送给他牲畜，牛马等牲畜多得需要用山谷来作为计量单位。秦始皇帝下令倮的地位与有封地的贵族等同，并且按规定时间与列臣一起进宫朝见。而巴郡一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她的祖先挖掘到丹砂矿，家族独揽丹砂矿的利益已经好几代，家产也是多得无法计算。清，是一个寡妇，她能够守住先人的家业，以钱财来自卫，防止他人侵犯。秦始皇帝将清尊为贞妇并用招待宾客的礼节招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倮是边远小城里善于畜牧的人，清是穷乡僻壤的中的一个寡妇，他们之所以能够与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平等相待，名扬天下，难道不是凭借他们的财富吗？
汉朝兴起，国内统一，汉朝开放了关卡桥梁，解除了开发山林水泽生产的禁令，所以富商大贾遍布天下，交易的物品无处不流通，供求双方都得到极大的满足，因此政府将豪杰、诸侯、强宗望族都迁徙到京都地区。
关中地区自汧县、雍县以东一直到黄河、华山之间，肥沃的土地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那时候起将该处划为上等土地征收田税。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太王、王季居住在歧邑，周文王创建丰都，周武王治理镐京，所以那里的人民仍然具有先王的遗风，喜欢经营农业，种植五谷，把土地看得很重要，秉性善良，很少去做那些奸邪之类的事情。等到秦文公、孝公、穆公定都在雍邑的时候，雍邑地处陇、蜀货物交流要塞，所以有很多商人。秦献公将都城迁徙到栎邑，栎邑往北阻挡了戎狄的侵袭，往东与三晋相通，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秦昭襄王整治都城咸阳，在咸阳的基础上创建起汉朝的都城长安，长安城附近的因为供奉皇帝陵墓而专门设置的各个陵县，让四万八面的人和货物全部一起来到此地，聚集在那里，地域狭小而人口众多，因此那里的民众越发喜欢动用脑筋，玩弄智巧，从事工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就是巴郡、蜀郡。巴郡、蜀郡两地也有肥沃的土地，那里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竹木器物。巴蜀南部连接到滇、僰两地，僮仆多来自于僰地。西边与邛、笮两地相邻，笮地盛产马、旄牛。但是巴蜀地区四面交通闭塞，靠栈道连接千里之外，与关中之间没有什么货物不流通的，只由褒、斜两个山谷连接两地车辆往来的道口，用他们产量丰富的货物去交易他们鲜有的货物。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和关中的习俗一样，但是向西有羌中的便利，向北有戎狄的畜牧。戎狄的畜牧业在全天下都是最丰饶的，但是他们的土地十分贫瘠，地势险恶，只有京师长安是它向外信道的收束点。因此关中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三分之一面积，而人口却不到天下的十分之三，但是估算关中拥有的财富，则占据了天下人的十分之六。
过去唐尧定都于河东，殷商定都于河内，东周定都于河南。这河东、河内、河南三河地区都在天下的中心，就好像是鼎的三只足，是帝王们更替建都的地方，建国历史都有数百年或者上千年。那里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是封国诸侯们聚集会面的地方，因此当地的民风都是勤俭节约，深谙世故。杨、平阳两郡的百姓向西到秦和戎狄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向北到种和代两地进行交易。种、代在石邑的北面，这两地靠近东胡，屡次遭受侵犯。民风骄横强直，喜好斗勇，以行侠仗义为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很少人从事农耕或商业。不过这个地方与北夷临近，军队经常经过，从中原地区运送来的物资有时候会有些剩余。那里的民众大多桀骜不驯，自三家还没有分晋的时候，就已经对其剽悍的民风感到担忧了，而赵武灵王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他们的风俗还有赵国的遗风。因此杨和平阳的百姓因为这个原因在他们中间进行贸易买卖，得其所欲。温、轵两县的百姓向西来到上党进行贸易往来，往北到赵、中山做生意。中山那个地方土地贫瘠，人口众多，在沙丘一带还有当年纣王留下的殷商后裔，民风急躁，靠投机谋利生活。男子们相聚游戏，慷慨悲歌。行动时就拉帮结伙地去杀人抢掠，其他时间就去盗墓，制造奇巧之物、制作许多美丽的器物。很多容貌俊美的男子成为了歌舞艺人。女子则弹奏琴瑟，趿拉着鞋子，在权贵与沃尓沃之间游走献媚，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各地诸侯之家。
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座城邑。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两地的风俗和赵地有些相似，不过地理位置靠近梁、鲁，百姓更加庄重一些，而且十分注重贞操。战国末期，卫国的都城从濮水之滨迁徙到野王，野王地区的百姓逞义气，行侠义，这些都是卫国的遗风。
燕国的故都蓟也是勃海、碣石之间的一座城邑。南部与齐、赵接壤，东北毗邻匈奴。从上谷一直到辽东，土地辽阔，百姓稀少，多次遭受入侵掠夺，民俗与赵、代两地十分相似，百姓迅捷强悍，做事情欠缺考虑，当地盛产鱼、盐、枣和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又能控制秽貉、朝鲜、真番的有利资源。
洛阳向东可以到齐、鲁两地经商，向南可以到梁、楚两地做生意。因此泰山的南边就是鲁，泰山的北边就是齐。
齐地依山傍海，土地肥沃，幅员辽阔，适合种植桑麻，百姓大多从事彩绸、麻布、丝帛、鱼、盐等生产活动。临菑也是东海和泰山之间的一座城池。那里民风豁达宽容，而且人民足智多谋，喜欢议论，多以土地为重，很难动摇离散他们，这些人害怕聚众斗殴，却敢于持刀行刺，因此经常发生抢劫他人的事情，这是大国的风气。当地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
而邹、鲁两地在洙水、泗水之间，还保留着周公遗留下来的风俗，喜欢儒家学术，礼仪十分完备，所以那里的百姓为人都很小心谨慎，盛产蚕麻，但是没有富饶的山林水泽。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人们生活节俭，害怕犯罪，远离奸邪之类的事情。等到他们衰落以后，则热衷于经商，追求财利，比周地之人还要严重。
从鸿沟往东，芒山和砀山往北，一直到巨野，是梁国和宋国的土地。陶、睢阳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当年唐尧在成阳兴起，虞舜在雷泽捕鱼，商汤在亳都创建都城。那里的百姓仍有先王的遗风，性情宽厚庄重，很多人都是君子，喜欢农耕，尽管没有富饶的山林大川，但是人们能够节衣缩食来收藏财物。
越、楚两个地方有三种风俗。从淮北沛郡一直到陈郡、汝南、南郡，这块地区是西楚地区。西楚地区的民风剽悍轻捷，人们很容易发怒，土地贫瘠，百姓很少积聚财物。江陵原本是楚国的郢都，西面通向巫郡、巴郡，东面又有富饶的云梦泽。陈郡位于楚、夏交会的地方，那里有鱼、盐之类的货物流通，那里的民众大多数是商人。徐城、僮县、取虑等地的百姓则是民风清白严刻，非常重视自己的诺言。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这片地区是东楚。那里的民风与徐城、僮县很相似。朐县、缯县以北地区的民风，则与齐地的民风十分相似。钱塘江以南地区的民风则和越地的民风十分相似。吴县自从吴王阖庐、封地在吴的春申君、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四面八方喜欢游历的子弟以后，东面收取了来自海盐的财富，又有章山的铜矿，加上三江五湖的便利，吴县也成了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这些地方属于南楚。南楚的民风大致与西楚的民风相似。楚国郢都失守后，将都城迁徙到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受到长江、淮河南北潮水的汇集的影响，这里是皮革、咸干鱼以及木材等货物贸易的集散地。因为合肥与闽中、干越的习俗杂乱在一起，所以南楚地区的百姓都擅长说话，喜欢花言巧言，很少重视信用。江南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这里的男人多短命早夭，盛产竹木。豫章盛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是长沙矿藏的储藏量很少，开采这里矿物所得的财富不足以抵偿开采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九疑山、苍梧山以南，一直到澹耳一带地区，民风与江南地区的民风大体相同，而且大多与杨越地区的民风相似。番禺也是那里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牛角、玳瑁、水果以及葛布等货物的集散地。
颍川、南阳，原本是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人为政崇尚忠厚质朴的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当地仍然有先王遗留的风气。颍川人秉性敦厚实在。秦朝末年，曾经将不法之徒迁徙到南阳去。南阳西面直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河。宛也是一个都市，此地百姓杂乱好事，大多以经商为业。那里的百姓以行侠仗义为名，做一些犯法的事情，与颍川地区有往来，所以至今仍然称他们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产有少有多，百姓的习俗也因此而不同，山东地区的人吃海盐，山西地区的人吃池盐，岭南、沙北地区原本就是生产盐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吧。
总之，楚、越两地，土地幅员广阔，人口却很稀少，当地百姓以稻米为主食，以鱼类为菜羹，有的地区放火烧草，然后进行耕种，灌水除草，到处生产瓜果螺蛤，不需要依靠买卖就十分富足，土地肥沃，食物种类丰富，百姓没有饥饿的忧患。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整天得过且过，没有贮藏的财物，大多数百姓都很贫穷。所以长江、淮河以南地区，尽管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们，却也没有家财万贯的家庭。沂水、泗水以北的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百姓多次遭受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当地百姓喜欢积蓄储藏财物，因此秦、夏、粱、鲁等地喜欢农耕，重视百姓。三河、宛、陈等地也是如此，再加上经营商业。齐、赵两地的百姓整日玩弄智巧，靠投机取巧谋利为生。燕、代两地的百姓种植农田、畜牧，而且以养蚕为业。
这样看来，贤德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争议辨论朝廷大事，那些遵守承诺、隐居在深山岩穴之中的高洁之士，自命清高，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所以清廉的官吏能够在位很长时间，在位时间越长，就会得到更多的富贵，清廉的商人最后都能发财致富。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是人们不需要学习就会去追求得到的东西。因此军队里的壮士，在攻城的时候能抢先登攀，冲锋陷阵，杀退敌人，斩将拔旗，冒着箭林石雨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不躲避刀山火海各种危险，就是在重赏的驱使之下才做出来的。那些在街头巷尾里的青年们，杀人埋尸，强迫他人作奸犯科，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任意妄为，侵吞财物，帮朋友杀人报仇，在幽暗隐蔽的地方抢夺他人钱财，追杀他人，丝毫不避讳法律禁令，跑在一条必死的道路上却还如同千里马一样快速賓士，实际上都是为了财富而已。现在赵、郑两地那些女子，精心打扮自己，修饰自己的容貌，弹着鸣琴，挥舞着长袖，穿着尖尖的舞鞋，用眼色挑逗，用情意勾引，不远千里外出，服侍男人不择老少，她们都是为了荣华富贵呀。游手好闲的公子，在帽子和宝剑上加了很多装饰，将车子和坐骑连接成行，这也是彰显富贵的办法。那些捕鱼打猎的人，每天起早贪黑，冒雪披霜，奔波在深坑峡谷之中，不顾凶猛野兽的伤害，只是为了得到各种野味。那些赌博、赛马游戏、斗鸡斗狗之类的人，他们勃然变色，争相夸耀自己，一定是争强好胜之徒，他们总是将胜败输赢看得很重。医生、方士等各种依靠技术吃饭的人，他们整日苦思冥想，极尽其能，就是为了能够获得更丰厚的报酬。官吏文士舞文弄法，私刻印章，制造各种假的文书，不避砍头诛杀的，是因为他们沉沦在享受他人的贿赂馈赠之中无法自拔。农、工、商、畜牧各行各业，原本就是为了追逐富贵，增益财富。这些人只有绞尽脑汁，竭尽全力才能得到，始终不会留有余地将财富让给别人。
俗话说：“不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去贩卖樵薪；不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贩卖粮食。”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就可以在种植谷物了；居住十年，就可以在种植树木了；居住一百年，就应该积德行善。德，说的就是人们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的人没有官职俸禄的奉养，也没有爵位封邑的收入，但仍然生活得很快乐，能与这些贵族相媲美，人们称他们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依靠租税来维持生活，按标准每户每年是二百担粮食。如果是有千户封邑的君主每年就可以收入二十万担，其中包括了朝觐天子、聘问诸侯、祭扫供享的费用。平民百姓，农工商贾，假如家有万金存款，每年也能获得两千担的利息，拥有百万家财的人每年就能得到二十万利息，其中包括雇人服役、租税摇赋的费用。至于衣服、食物方面的欲望，则可以随意地享受那些自己喜爱而又美好的衣服、食物了。所以说在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在草泽中养猪二百五十头，如果近水居住，还可以在拥有年产鱼千石的鱼塘；如果居住在山中，每年能够砍伐千棵成材的大树。在安邑有上千棵枣树；在燕、秦两地则有上千棵栗子树；蜀、汉、汉陵有千棵桔树；淮北、常山以南地带，黄河与济江之间的地带有千棵楸树；陈、夏两地有千亩漆树；齐、鲁两地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以及名都大邑有一万户人家的城邑，城郊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还有上千亩的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拥有上述某项产业的人，他所拥有的财富足以与千户侯同日而语。但是这些产业都是富有丰足的资本，拥有它们，无需去市场考察，无需到外地奔波，只需坐在家中，就可以收取财富，以“处士”的名义，享有十分丰厚的收入。至于那些家境贫穷的人，他们双亲垂暮，妻子儿女羸弱不堪，逢年过节连祭祀祖先的钱都没有，别说凑到钱举行聚餐，就连基本的吃、穿、住都不能得到满足，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感到惭愧羞耻，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比喻的了。所以说没有钱财就要出力谋生，稍有钱财就要依靠智慧求得更多的财富，已经富贵了就要追逐名利，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规律吧。谋求生计，假如不靠危及自身的手段去求得，发家致富，那么贤德之人也会力求。因此凭借农耕本业来致富是上等的手段，靠工商业来致富是次等方法，凭借奸诈致富的手段是最下等的方法。没有隐居山野奇士那样高洁的德行，而又长期处于贫穷低贱的地位，自己却爱好空谈仁义，这也够是耻辱的事情了。
凡是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对于财富是自己十倍的人会卑躬屈膝地服从，如果相差百倍就会对他心存畏惧，如果相差千倍以上就会听从他的差遣吩咐，如果相差万倍就会心甘情愿做他的奴仆，这是常理。要从贫穷追求富贵，务农不如给别人做工，做工不如自己经商，刺绣文彩的收入比不上在集市上做买卖的人。这里说的工商末业，是穷人发家致富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一年之内，就要卖出千瓮美酒，千缸醋酱，千甔薄酒，屠剥上千张牛、羊、猪皮，贩卖千钟谷物，千车柴草，拥有的船只连接起来长达千丈，千根木材，万枝竹竿，百乘马车，千辆牛车，上千件上漆的木器，千钧铜器，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栀子、茜草，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二千只羊、两千只猪，一百名僮仆，上千斤筋角、丹砂，千钧素帛、丝絮、细麻布，上千匹有花纹的彩色丝织品，千石粗布、皮革，千斗生漆，千瓶酒曲、盐、豆豉，千斤鲐鱼、鮆鱼，千石小鱼，千钧威鱼，三千石枣和栗，狐皮、上千件貂皮衣服，一千件羔羊皮裘，一千条毡毯，千钟各色水果蔬菜，千贯贷款的利息钱。中间人操纵市场，贷得多的三分利息，贷得少的五分利息，经营上述产业的商人，财富程度也比得上千乘之家了。这就是市场贸易的大概情况。从事其他各种杂业，如果利润达不到十分之二，就不值得我们去苦心经营了。
请允许我简单说说现今世上方圆千里之内，讲述贤人之所以能够发财致富的原因，让后世的人能够观摩并选择学习。
蜀郡卓氏的祖先，原本是赵国人，凭借冶炼铁器发家致富。秦国攻进赵国时，卓氏受到胁迫离开赵地，迁徙到别的地方。卓氏被掠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小车，依从诏令来到迁徙的地方。许多被迁徙掠夺的稍有些剩余钱财的人，都争相贿赂官吏，乞求官吏将自己安排在近处，结果被安排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土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地里的大芋头形如蹲鸱，人们一直到死都不会挨饿。那里有很多百姓在集市上做工，很容易做买卖。”于是自行请求迁徙到远处。卓氏迁徙到临邛，非常高兴，于是就在有铁矿的山里鼓风铸造，并巧妙地运用人力财力，苦心经营，滇蜀两地的百姓都为他所用，卓氏后来十分富裕，拥有上千名僮仆，整日享受着田池射猎的快乐，这样的生活足以和君主相比拟。
程郑，是从山东迁徙过来的俘虏，他同样从事冶炼铸造工业，他将铁器产品卖给发髻如椎的少数民族居民，程郑的富贵程度与卓氏相同，他们都居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人，是梁国人，以炼铁为业。秦国攻打魏国的时候，孔氏被迫迁徙到南阳。他在南阳进行大规模地冶炼铸造工业，规划整治了坡地鱼塘，车马成群结队，与诸侯交游，因此而经商并赚取很多的利润，享有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但是他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他所赠予别人的那点钱，远胜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孔氏家族的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做生意的人都仿效孔氏的雍容大度。
鲁人的风俗习惯向来节俭吝啬，而曹地的邴氏更是如此。邴氏凭借冶铁起家，财富多达万万钱，但是家中从父兄一直到子孙都有一个统一的约定，俯有所十，仰有所取。他家借贷和贸易遍及各个郡国。邹、鲁两地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文学创作转而追逐功名利禄，他们都是受到了曹地邴氏的影响。
齐地的民俗是轻视奴仆，只有刀闲非常重视喜爱他们。那些狡黠凶狠的奴仆，人人都害怕，只有刀闲肯收留他们，派他们为自己追求渔盐等商业的厚利，或者让他们驾着成群结队的车辆，前去结交郡守、丞相。刀闲越是信任他们，越能获得他们的帮助，最终家中钱财多达千万。因此百姓传说“宁愿免除自己的官爵，也不要放弃到刀家做奴仆的机会”，说的就是刀闲能够让狡猾的奴仆自己致富同时又能让他们对自己竭尽全力。
周人已经十分吝啬了，但师史更是吝啬得厉害。他用来运输货物的车子数以百计，在各地郡国做生意，无处不到。洛阳位于齐、秦、楚、赵的中心，穷人到富贵人家去侍奉学习，夸耀自己外出经商时间长、经过洛阳的次数多却从来没有进过家门。因为师史善于任用这样一类人，所以他能赚到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祖先，曾任担任过督道的仓吏。秦朝破败的时候，各路豪杰们都争相抢夺暴秦的金银珠玉，只有任氏将粮仓里的米粟全部储藏起来。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的时候，百姓没有办法耕种，每石米的售价高达万钱，英雄豪杰们的金银珠玉尽归任氏，任氏就是凭借这个方法发家致富的。富人们争相显示自己奢华的生活，但任氏放下富人的架子，勤俭节约，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农田畜牧业上。对于田地和牲畜，人们都是抢着购买价格便宜的，只有任氏专门购买价格昂贵而且土壤肥沃的。因而任氏的富有，得以延续了数代。任公的家法规定，不是自家田地里、牧场里出产的物品，不允许用，如果官府的公事没有做完，就不可以喝酒吃肉。任氏凭借这个家规成为乡里人的榜样，所以他很富有而且皇上也很器重他。
边疆向外开拓的时候，只有桥姚有上千匹骏马，两千头牛，一万只羊，万锺粮食。吴、楚七国刚刚发生战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需要跟随军旅一同出征，需要借有利息的贷款，放高利贷的人都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封国在关东地区，关东战事胜利与否还不能最终确定，所以没有人肯借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来借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两地平定。一年当中，无盐氏的利息就高达本金的十倍，因为如此，他一家的富有程度可以与关中相比。
关中地区富商大贾，大部分都是田家的人，如田啬、田兰。韦家的栗氏，安陵、杜县的杜氏，家产也都有万万钱。
上述这些都是财富显著突出的人。他们都没有官爵封邑俸禄，也不是靠玩弄法律作奸犯科而致富的，而都是能够推测出货物流通的规律，看准时机，立即去做，随机应变，获其赚钱的机会。靠工商末业发家致富，用农耕本业守住财富，靠武力争夺一切，然后依靠诸侯政令保护它们，变化多端却又讲究一定的规律，因此值得记述下来。至于那些致力于农耕、畜牧、手工、山泽、商贾等行业，依靠权势和财力来发家致富，大的富庶人家富倾一郡，中的富倾一县，小的富倾乡里，真是不可胜数。
勤劳节俭，这是发家致富的正道，但是富有的人一定会有他特殊的办法来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本是最笨拙的经营方法，但是秦扬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富甲一州。挖掘坟墓，是犯法的事情，但田叔仍然以此起家。赌博，是恶劣的行业，但桓发却以此发家。沿街叫卖，是在男子最低贱的职业，但雍地的乐成却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富裕起来。贩卖脂粉，是令人感到羞耻的行当，但雍伯凭借这个行当获得了千金的家财。卖浆水，只是一门小生意，但张氏却凭借它赚钱千万。磨刀，是个浅薄的小技艺，但郅氏凭借磨刀的手艺得以列鼎而食。羊肚儿，只是微不足道的零食，但浊氏却因此而拥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浅薄鄙陋的方术，张里却因此而鸣钟佐食。这都是因为满腔赤诚，精神专一而带来的成果。
由此看来，致富并非要从事某些固定的行业，财富原本就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就能够将财富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没有才能的人则会让聚集起来的财富土崩瓦解。千金之家的富庶程度能与一都之君相比，万金之家便能与国王一样享乐。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素封”者吗？不是这样吗？
太史公说：神农氏之前的事情，我已经不知道了。至于像《诗》《书》中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耳朵眼睛都要享受歌舞和女色的美好，嘴巴要品尝各种山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享受舒适快乐，心中想着向别人夸耀极致铺张的权势和荣华。这样的恶习慢慢侵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就算是用美好的理论去挨家挨户地劝说开导，最终也无法让他们感化。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然后才是对他们进行教诲，再其次是整顿他们的行为使之整齐划一，最下等的方法是与他们争利。
崤山以西的地区盛产木材、竹子、榖木、苎麻、牦牛、玉石；崤山以东的地区盛产鱼、盐、漆、蚕丝、音乐以及美女；长江以南的地区盛产柟木、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牙和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的地区盛产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筋和角；铜、铁都是在方圆千里之内，通常出产于山中，如同棋盘上的棋子一样零散分布。这就是各地物产资源的大致分布情况。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百姓喜爱的，俗语中所说的民间用于服装、饮食、养生、送葬等方面的物品。所以人们要依赖农民出产粮食，要依赖负责山林水泽开发的虞人才能运送物品，要依赖工匠将它们制成器物，要依赖商人进行货物流通。这些难道需要依靠官府的政令教化来调发征召才能约期相会吗？人人各尽其能，各尽其力，以此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某个东西价格便宜的时候人人都会购买导致物价上涨，价格昂贵的时候人人都不会购买致使物价下跌。人们各尽其能，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愉快地从事自己所做的事，如同水往低处流，无论白天晚上都没有停止的时候，不需要征召它就会主动前来，不需要强求百姓他们就会主动生产物品。这不正与“道”互相吻合，顺应自然的验证吗？
稷播百谷图，选自《钦定书经图说》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粮食就会出现短缺；工匠不生产器物，器物就会短缺；商人不进行贸易往来，粮食、器物、财富等生活三宝就会彼此隔绝，无法流通，虞人如果不生产，财货就会匮乏缺少。财物匮乏缺少，那么山林水泽就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开发了。”这四个方面，是百姓衣食住行的根本所在。来源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就富饶，来源狭小人民生活水平就贫困。上可以使国家富强，下可以让家庭富足。贫穷或富足的方法，没有人能够夺走或是给予，聪明的人自然会富裕有余，笨拙的人只能贫穷不足。所以，从前太公望在营丘接受封赏，那里是一块盐碱地，地广人稀，于是太公望鼓励营丘的妇女从事女红，女红手艺达到极高的境界，同时还在当地开通了渔产品和海盐的贸易，百姓和财物因此而涌向齐国，如同绳索相连，不断前来，如同车辐集聚在车毂一样，从四方八面汇聚到齐国。因此齐国人生产的帽子、束带、衣服、鞋履能够供应整个天下，东海与泰山之间的诸侯们都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恭恭敬敬地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重新修订了太公望所制定的政策，设置了掌管财物的九个部门，齐桓公才得以称霸诸侯，多次联合诸侯，将天下纳入正道；而管仲也因此获得三归台，他虽然只是居于陪臣的地位，但是实际上比各诸侯国的君主还要富有。正是因为这样，齐国的富裕强盛才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因此说：“粮库府库充足百姓才能够知道礼节，衣服饮食丰足百姓才能够知道荣辱。”礼仪产生在富有的生活之中，而被废弃于贫困之时。因此君子富有的时候，就喜欢施行自己的仁德；平民富足的时候，就会安心舒适地享受生活。水足够深就会有鱼生存在其中，山足够高就会有野兽前往那里，人足够富裕自然就会有仁义附益于他。富人得势之后，身份地位会更加显赫；一旦失势以，就连门客也无处容身，所以郁郁寡欢。这样的情形在少数民族的蛮夷地区更加严重。民间有句谚语说：“财产有千斤的子弟，不会在闹市上受刑而死。”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此说：“天下人欢欢喜喜，都是为了追求利益；天下人吵吵嚷嚷，都是为了追逐利益。”那些拥有千乘战车的君主，封有万家食邑的列侯，享有百家供奉的君子，尚且担心自己会陷于贫困，何况只是被编入户籍的普通老百姓呢！
从前，越王句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重用了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战争，就要事先做好战备；只有了解了货物的生产时节和用途，才算是真正了解货物。时节和需要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就都能够掌握得十分清楚了。因此岁星行至金位的时候，国家就会五谷丰登；行至水位的时候，粮食就会歉收；行至木位的时候，就会发生饥荒；行至火位的时候，就会发生旱灾。干旱的时候就要储备舟船，洪水的时候就要储备车辆，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农业生产通常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就要发生一次大范围的饥荒。出售粮食，如果粮价每斗在二十钱，这就损害农民的利益；如果粮价每斗九十钱，就会损害商人的利益。如果商人利益受损，那么钱财就流通得不顺畅；如果农民利益受损，就不会再开垦土地。粮价每斗的价钱，向上不能高于八十钱，向下不能低于三十钱，这样农民和商人才能都获得利益。官府以平价出售粮食，控制物价，使关卡的税收和市场的供应能够源源不断，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正道。至于积贮货物的常理，一定是要积贮那些完好无损适合久存的货物，以免资金周转不开。用货物和货物进行贸易，容易腐败和腐蚀的货物不要保留太长时间，不要囤居这样的货物以谋求高价。能够分析研究出哪种货物供过于求，哪种货物供不应求，就能掌握物价上涨与下跌的趋势。物价上涨到了极致就会归于低，物价下跌到了极点也一定会归于高。物价非常高的时候，将手中的货物如同丢弃像粪土一样立即抛出；物价低的时候，应该将低价买进的货物视为珍珠翡翠一样囤积。钱财就会像流水那样流通自如，周转灵活。”句践依照这个主张治理国家十年，国家富足，句践能够丰厚地犒赏战士，所以战士们个个英勇无比，迎着敌人的箭矢飞石，奋勇前进，如同口渴的人想要喝水一样，最终报仇雪恨，灭掉了强大的吴国。句践又率军北上显示军威，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在帮助句践洗雪了被困会稽山的耻辱之后，感慨地说：“计然的计策一共有七项，越国只是运用了其中的五项就能够实现意愿望。既然这计策已经在治理国家中施行，我想将他们也应用在治理家庭方面。”于是，范蠡乘坐一叶扁舟，漂流于江湖之上，隐姓埋名，到了齐国就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又改名叫朱公。朱公觉得陶邑是天下的中心，各诸侯国都有路通往这里，这里是进行货物贸易的最佳场所。于是朱公就开始治理产业，囤积货物，垄断居奇，找准时机，谋得利益，而没有苛求于人力。所以擅长治理产业的人，能够择用人力而准确把握时机。十九年之中，朱公曾经三次赚到千金钱财，先后两次将自己赚到的钱财分给那些贫贱的朋友以及远房的本家兄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富有又乐意施行仁德的人。后来朱公年老力衰，就将他的产业交给子孙去经营，子孙们治理产业，并且让它不断发展，最终达到数万家产，因而后人在谈论富翁的时候，都称誉陶朱公。
子贡在仲尼那里学成后，就离开了孔子来到卫国当官，他又用贱买贵卖的手段囤积货物，在曹国和鲁国之间进行货物买卖。孔子一共有七十位高徒，所有的子弟中数端木赐最为富有。原宪甚至连粗粮都吃不饱，只能隐居在在闭塞不通的小巷子里。子贡乘坐四匹马拉的车子，带着束帛重礼前去访问诸侯，所经过的地方，没有哪个君主不对他行宾主之礼。孔子的名声能够传扬天下，与子贡在人前人后的帮助分不开。这就是所谓的相得益彰吧？
白圭，是西周人。魏文侯在位的时候，李克竭尽全力推行开发土地的政策，白圭却乐于观察时机的变化，所以别人放弃的东西白圭买进，别人买进的东西白圭就出售。等到五谷丰登的时候，白圭就买进粮食，出售蚕丝、生漆；等到蚕茧出产的时候，白圭就买进丝帛、绵絮，出售粮食。太岁星处在太空中的卯宫，天下就要大丰收；第二年将会有歉收。太岁星行至午宫，天下将会有旱灾；第二年就会有较好的收成。太岁星行至酉宫，粮食就会丰收；第二年将会歉收。太岁星行至子宫，天下发生大旱；第二年就会丰收，雨水丰沛。当太岁星行至卯宫时，白圭囤积的货物大约比往年的货物多一倍。想要让货物价格上涨，他就收购下等的粮食；想要让每斗每石粮食的重量增加，他就收购上等的粮种。白圭能够不重视自己的吃喝，控制自己的嗜欲，勤俭节约，和手下的人以及奴仆们同甘共苦，但是争取赚钱的机遇如同凶猛的野兽大鸟猎取食物那样迅速而敏捷。因此他说：“我经营生产，就是像伊尹、吕尚策划计谋，就像孙子、吴起运用兵法，就像商鞅推行法制一样。因此假如一个人的智慧不能够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果敢决断，仁德不足以正确取舍，强壮不足以坚守到底，那么就算是他想学习我的方法，我也是不会告诉他的。”所以天下的人说到经商之术时都仿效白圭。白圭他是尝试过自己的经营之术，同时又取得成效，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做到的。
猗顿凭借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的郭纵则是凭借冶炼铁器成就了辉煌的家业，他们的富庶程度可以和帝王相比了。
乌氏县名倮的人经营畜牧业，等到繁殖了众多牲畜的时候，就将它们卖掉，用那些钱去购买珍奇之物和一些丝织品，然后暗中献给戎族的国王。戎族的国王会用高于礼品十倍的财物对他进行回赠，还送给他牲畜，牛马等牲畜多得需要用山谷来作为计量单位。秦始皇帝下令倮的地位与有封地的贵族等同，并且按规定时间与列臣一起进宫朝见。而巴郡一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她的祖先挖掘到丹砂矿，家族独揽丹砂矿的利益已经好几代，家产也是多得无法计算。清，是一个寡妇，她能够守住先人的家业，以钱财来自卫，防止他人侵犯。秦始皇帝将清尊为贞妇并用招待宾客的礼节招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倮是边远小城里善于畜牧的人，清是穷乡僻壤的中的一个寡妇，他们之所以能够与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平等相待，名扬天下，难道不是凭借他们的财富吗？
汉朝兴起，国内统一，汉朝开放了关卡桥梁，解除了开发山林水泽生产的禁令，所以富商大贾遍布天下，交易的物品无处不流通，供求双方都得到极大的满足，因此政府将豪杰、诸侯、强宗望族都迁徙到京都地区。
关中地区自汧县、雍县以东一直到黄河、华山之间，肥沃的土地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那时候起将该处划为上等土地征收田税。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太王、王季居住在歧邑，周文王创建丰都，周武王治理镐京，所以那里的人民仍然具有先王的遗风，喜欢经营农业，种植五谷，把土地看得很重要，秉性善良，很少去做那些奸邪之类的事情。等到秦文公、孝公、穆公定都在雍邑的时候，雍邑地处陇、蜀货物交流要塞，所以有很多商人。秦献公将都城迁徙到栎邑，栎邑往北阻挡了戎狄的侵袭，往东与三晋相通，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秦昭襄王整治都城咸阳，在咸阳的基础上创建起汉朝的都城长安，长安城附近的因为供奉皇帝陵墓而专门设置的各个陵县，让四万八面的人和货物全部一起来到此地，聚集在那里，地域狭小而人口众多，因此那里的民众越发喜欢动用脑筋，玩弄智巧，从事工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就是巴郡、蜀郡。巴郡、蜀郡两地也有肥沃的土地，那里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竹木器物。巴蜀南部连接到滇、僰两地，僮仆多来自于僰地。西边与邛、笮两地相邻，笮地盛产马、旄牛。但是巴蜀地区四面交通闭塞，靠栈道连接千里之外，与关中之间没有什么货物不流通的，只由褒、斜两个山谷连接两地车辆往来的道口，用他们产量丰富的货物去交易他们鲜有的货物。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和关中的习俗一样，但是向西有羌中的便利，向北有戎狄的畜牧。戎狄的畜牧业在全天下都是最丰饶的，但是他们的土地十分贫瘠，地势险恶，只有京师长安是它向外信道的收束点。因此关中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三分之一面积，而人口却不到天下的十分之三，但是估算关中拥有的财富，则占据了天下人的十分之六。
过去唐尧定都于河东，殷商定都于河内，东周定都于河南。这河东、河内、河南三河地区都在天下的中心，就好像是鼎的三只足，是帝王们更替建都的地方，建国历史都有数百年或者上千年。那里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是封国诸侯们聚集会面的地方，因此当地的民风都是勤俭节约，深谙世故。杨、平阳两郡的百姓向西到秦和戎狄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向北到种和代两地进行交易。种、代在石邑的北面，这两地靠近东胡，屡次遭受侵犯。民风骄横强直，喜好斗勇，以行侠仗义为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很少人从事农耕或商业。不过这个地方与北夷临近，军队经常经过，从中原地区运送来的物资有时候会有些剩余。那里的民众大多桀骜不驯，自三家还没有分晋的时候，就已经对其剽悍的民风感到担忧了，而赵武灵王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他们的风俗还有赵国的遗风。因此杨和平阳的百姓因为这个原因在他们中间进行贸易买卖，得其所欲。温、轵两县的百姓向西来到上党进行贸易往来，往北到赵、中山做生意。中山那个地方土地贫瘠，人口众多，在沙丘一带还有当年纣王留下的殷商后裔，民风急躁，靠投机谋利生活。男子们相聚游戏，慷慨悲歌。行动时就拉帮结伙地去杀人抢掠，其他时间就去盗墓，制造奇巧之物、制作许多美丽的器物。很多容貌俊美的男子成为了歌舞艺人。女子则弹奏琴瑟，趿拉着鞋子，在权贵与沃尓沃之间游走献媚，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各地诸侯之家。
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座城邑。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两地的风俗和赵地有些相似，不过地理位置靠近梁、鲁，百姓更加庄重一些，而且十分注重贞操。战国末期，卫国的都城从濮水之滨迁徙到野王，野王地区的百姓逞义气，行侠义，这些都是卫国的遗风。
燕国的故都蓟也是勃海、碣石之间的一座城邑。南部与齐、赵接壤，东北毗邻匈奴。从上谷一直到辽东，土地辽阔，百姓稀少，多次遭受入侵掠夺，民俗与赵、代两地十分相似，百姓迅捷强悍，做事情欠缺考虑，当地盛产鱼、盐、枣和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又能控制秽貉、朝鲜、真番的有利资源。
洛阳向东可以到齐、鲁两地经商，向南可以到梁、楚两地做生意。因此泰山的南边就是鲁，泰山的北边就是齐。
齐地依山傍海，土地肥沃，幅员辽阔，适合种植桑麻，百姓大多从事彩绸、麻布、丝帛、鱼、盐等生产活动。临菑也是东海和泰山之间的一座城池。那里民风豁达宽容，而且人民足智多谋，喜欢议论，多以土地为重，很难动摇离散他们，这些人害怕聚众斗殴，却敢于持刀行刺，因此经常发生抢劫他人的事情，这是大国的风气。当地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
而邹、鲁两地在洙水、泗水之间，还保留着周公遗留下来的风俗，喜欢儒家学术，礼仪十分完备，所以那里的百姓为人都很小心谨慎，盛产蚕麻，但是没有富饶的山林水泽。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人们生活节俭，害怕犯罪，远离奸邪之类的事情。等到他们衰落以后，则热衷于经商，追求财利，比周地之人还要严重。
从鸿沟往东，芒山和砀山往北，一直到巨野，是梁国和宋国的土地。陶、睢阳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当年唐尧在成阳兴起，虞舜在雷泽捕鱼，商汤在亳都创建都城。那里的百姓仍有先王的遗风，性情宽厚庄重，很多人都是君子，喜欢农耕，尽管没有富饶的山林大川，但是人们能够节衣缩食来收藏财物。
越、楚两个地方有三种风俗。从淮北沛郡一直到陈郡、汝南、南郡，这块地区是西楚地区。西楚地区的民风剽悍轻捷，人们很容易发怒，土地贫瘠，百姓很少积聚财物。江陵原本是楚国的郢都，西面通向巫郡、巴郡，东面又有富饶的云梦泽。陈郡位于楚、夏交会的地方，那里有鱼、盐之类的货物流通，那里的民众大多数是商人。徐城、僮县、取虑等地的百姓则是民风清白严刻，非常重视自己的诺言。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这片地区是东楚。那里的民风与徐城、僮县很相似。朐县、缯县以北地区的民风，则与齐地的民风十分相似。钱塘江以南地区的民风则和越地的民风十分相似。吴县自从吴王阖庐、封地在吴的春申君、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四面八方喜欢游历的子弟以后，东面收取了来自海盐的财富，又有章山的铜矿，加上三江五湖的便利，吴县也成了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这些地方属于南楚。南楚的民风大致与西楚的民风相似。楚国郢都失守后，将都城迁徙到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受到长江、淮河南北潮水的汇集的影响，这里是皮革、咸干鱼以及木材等货物贸易的集散地。因为合肥与闽中、干越的习俗杂乱在一起，所以南楚地区的百姓都擅长说话，喜欢花言巧言，很少重视信用。江南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这里的男人多短命早夭，盛产竹木。豫章盛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是长沙矿藏的储藏量很少，开采这里矿物所得的财富不足以抵偿开采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九疑山、苍梧山以南，一直到澹耳一带地区，民风与江南地区的民风大体相同，而且大多与杨越地区的民风相似。番禺也是那里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牛角、玳瑁、水果以及葛布等货物的集散地。
颍川、南阳，原本是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人为政崇尚忠厚质朴的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当地仍然有先王遗留的风气。颍川人秉性敦厚实在。秦朝末年，曾经将不法之徒迁徙到南阳去。南阳西面直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河。宛也是一个都市，此地百姓杂乱好事，大多以经商为业。那里的百姓以行侠仗义为名，做一些犯法的事情，与颍川地区有往来，所以至今仍然称他们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产有少有多，百姓的习俗也因此而不同，山东地区的人吃海盐，山西地区的人吃池盐，岭南、沙北地区原本就是生产盐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吧。
总之，楚、越两地，土地幅员广阔，人口却很稀少，当地百姓以稻米为主食，以鱼类为菜羹，有的地区放火烧草，然后进行耕种，灌水除草，到处生产瓜果螺蛤，不需要依靠买卖就十分富足，土地肥沃，食物种类丰富，百姓没有饥饿的忧患。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整天得过且过，没有贮藏的财物，大多数百姓都很贫穷。所以长江、淮河以南地区，尽管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们，却也没有家财万贯的家庭。沂水、泗水以北的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百姓多次遭受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当地百姓喜欢积蓄储藏财物，因此秦、夏、粱、鲁等地喜欢农耕，重视百姓。三河、宛、陈等地也是如此，再加上经营商业。齐、赵两地的百姓整日玩弄智巧，靠投机取巧谋利为生。燕、代两地的百姓种植农田、畜牧，而且以养蚕为业。
这样看来，贤德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争议辨论朝廷大事，那些遵守承诺、隐居在深山岩穴之中的高洁之士，自命清高，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所以清廉的官吏能够在位很长时间，在位时间越长，就会得到更多的富贵，清廉的商人最后都能发财致富。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是人们不需要学习就会去追求得到的东西。因此军队里的壮士，在攻城的时候能抢先登攀，冲锋陷阵，杀退敌人，斩将拔旗，冒着箭林石雨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不躲避刀山火海各种危险，就是在重赏的驱使之下才做出来的。那些在街头巷尾里的青年们，杀人埋尸，强迫他人作奸犯科，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任意妄为，侵吞财物，帮朋友杀人报仇，在幽暗隐蔽的地方抢夺他人钱财，追杀他人，丝毫不避讳法律禁令，跑在一条必死的道路上却还如同千里马一样快速賓士，实际上都是为了财富而已。现在赵、郑两地那些女子，精心打扮自己，修饰自己的容貌，弹着鸣琴，挥舞着长袖，穿着尖尖的舞鞋，用眼色挑逗，用情意勾引，不远千里外出，服侍男人不择老少，她们都是为了荣华富贵呀。游手好闲的公子，在帽子和宝剑上加了很多装饰，将车子和坐骑连接成行，这也是彰显富贵的办法。那些捕鱼打猎的人，每天起早贪黑，冒雪披霜，奔波在深坑峡谷之中，不顾凶猛野兽的伤害，只是为了得到各种野味。那些赌博、赛马游戏、斗鸡斗狗之类的人，他们勃然变色，争相夸耀自己，一定是争强好胜之徒，他们总是将胜败输赢看得很重。医生、方士等各种依靠技术吃饭的人，他们整日苦思冥想，极尽其能，就是为了能够获得更丰厚的报酬。官吏文士舞文弄法，私刻印章，制造各种假的文书，不避砍头诛杀的，是因为他们沉沦在享受他人的贿赂馈赠之中无法自拔。农、工、商、畜牧各行各业，原本就是为了追逐富贵，增益财富。这些人只有绞尽脑汁，竭尽全力才能得到，始终不会留有余地将财富让给别人。
俗话说：“不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去贩卖樵薪；不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贩卖粮食。”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就可以在种植谷物了；居住十年，就可以在种植树木了；居住一百年，就应该积德行善。德，说的就是人们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的人没有官职俸禄的奉养，也没有爵位封邑的收入，但仍然生活得很快乐，能与这些贵族相媲美，人们称他们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依靠租税来维持生活，按标准每户每年是二百担粮食。如果是有千户封邑的君主每年就可以收入二十万担，其中包括了朝觐天子、聘问诸侯、祭扫供享的费用。平民百姓，农工商贾，假如家有万金存款，每年也能获得两千担的利息，拥有百万家财的人每年就能得到二十万利息，其中包括雇人服役、租税摇赋的费用。至于衣服、食物方面的欲望，则可以随意地享受那些自己喜爱而又美好的衣服、食物了。所以说在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在草泽中养猪二百五十头，如果近水居住，还可以在拥有年产鱼千石的鱼塘；如果居住在山中，每年能够砍伐千棵成材的大树。在安邑有上千棵枣树；在燕、秦两地则有上千棵栗子树；蜀、汉、汉陵有千棵桔树；淮北、常山以南地带，黄河与济江之间的地带有千棵楸树；陈、夏两地有千亩漆树；齐、鲁两地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以及名都大邑有一万户人家的城邑，城郊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还有上千亩的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拥有上述某项产业的人，他所拥有的财富足以与千户侯同日而语。但是这些产业都是富有丰足的资本，拥有它们，无需去市场考察，无需到外地奔波，只需坐在家中，就可以收取财富，以“处士”的名义，享有十分丰厚的收入。至于那些家境贫穷的人，他们双亲垂暮，妻子儿女羸弱不堪，逢年过节连祭祀祖先的钱都没有，别说凑到钱举行聚餐，就连基本的吃、穿、住都不能得到满足，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感到惭愧羞耻，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比喻的了。所以说没有钱财就要出力谋生，稍有钱财就要依靠智慧求得更多的财富，已经富贵了就要追逐名利，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规律吧。谋求生计，假如不靠危及自身的手段去求得，发家致富，那么贤德之人也会力求。因此凭借农耕本业来致富是上等的手段，靠工商业来致富是次等方法，凭借奸诈致富的手段是最下等的方法。没有隐居山野奇士那样高洁的德行，而又长期处于贫穷低贱的地位，自己却爱好空谈仁义，这也够是耻辱的事情了。
凡是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对于财富是自己十倍的人会卑躬屈膝地服从，如果相差百倍就会对他心存畏惧，如果相差千倍以上就会听从他的差遣吩咐，如果相差万倍就会心甘情愿做他的奴仆，这是常理。要从贫穷追求富贵，务农不如给别人做工，做工不如自己经商，刺绣文彩的收入比不上在集市上做买卖的人。这里说的工商末业，是穷人发家致富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一年之内，就要卖出千瓮美酒，千缸醋酱，千甔薄酒，屠剥上千张牛、羊、猪皮，贩卖千钟谷物，千车柴草，拥有的船只连接起来长达千丈，千根木材，万枝竹竿，百乘马车，千辆牛车，上千件上漆的木器，千钧铜器，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栀子、茜草，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二千只羊、两千只猪，一百名僮仆，上千斤筋角、丹砂，千钧素帛、丝絮、细麻布，上千匹有花纹的彩色丝织品，千石粗布、皮革，千斗生漆，千瓶酒曲、盐、豆豉，千斤鲐鱼、鮆鱼，千石小鱼，千钧威鱼，三千石枣和栗，狐皮、上千件貂皮衣服，一千件羔羊皮裘，一千条毡毯，千钟各色水果蔬菜，千贯贷款的利息钱。中间人操纵市场，贷得多的三分利息，贷得少的五分利息，经营上述产业的商人，财富程度也比得上千乘之家了。这就是市场贸易的大概情况。从事其他各种杂业，如果利润达不到十分之二，就不值得我们去苦心经营了。
请允许我简单说说现今世上方圆千里之内，讲述贤人之所以能够发财致富的原因，让后世的人能够观摩并选择学习。
蜀郡卓氏的祖先，原本是赵国人，凭借冶炼铁器发家致富。秦国攻进赵国时，卓氏受到胁迫离开赵地，迁徙到别的地方。卓氏被掠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小车，依从诏令来到迁徙的地方。许多被迁徙掠夺的稍有些剩余钱财的人，都争相贿赂官吏，乞求官吏将自己安排在近处，结果被安排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土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地里的大芋头形如蹲鸱，人们一直到死都不会挨饿。那里有很多百姓在集市上做工，很容易做买卖。”于是自行请求迁徙到远处。卓氏迁徙到临邛，非常高兴，于是就在有铁矿的山里鼓风铸造，并巧妙地运用人力财力，苦心经营，滇蜀两地的百姓都为他所用，卓氏后来十分富裕，拥有上千名僮仆，整日享受着田池射猎的快乐，这样的生活足以和君主相比拟。
程郑，是从山东迁徙过来的俘虏，他同样从事冶炼铸造工业，他将铁器产品卖给发髻如椎的少数民族居民，程郑的富贵程度与卓氏相同，他们都居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人，是梁国人，以炼铁为业。秦国攻打魏国的时候，孔氏被迫迁徙到南阳。他在南阳进行大规模地冶炼铸造工业，规划整治了坡地鱼塘，车马成群结队，与诸侯交游，因此而经商并赚取很多的利润，享有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但是他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他所赠予别人的那点钱，远胜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孔氏家族的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做生意的人都仿效孔氏的雍容大度。
鲁人的风俗习惯向来节俭吝啬，而曹地的邴氏更是如此。邴氏凭借冶铁起家，财富多达万万钱，但是家中从父兄一直到子孙都有一个统一的约定，俯有所十，仰有所取。他家借贷和贸易遍及各个郡国。邹、鲁两地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文学创作转而追逐功名利禄，他们都是受到了曹地邴氏的影响。
齐地的民俗是轻视奴仆，只有刀闲非常重视喜爱他们。那些狡黠凶狠的奴仆，人人都害怕，只有刀闲肯收留他们，派他们为自己追求渔盐等商业的厚利，或者让他们驾着成群结队的车辆，前去结交郡守、丞相。刀闲越是信任他们，越能获得他们的帮助，最终家中钱财多达千万。因此百姓传说“宁愿免除自己的官爵，也不要放弃到刀家做奴仆的机会”，说的就是刀闲能够让狡猾的奴仆自己致富同时又能让他们对自己竭尽全力。
周人已经十分吝啬了，但师史更是吝啬得厉害。他用来运输货物的车子数以百计，在各地郡国做生意，无处不到。洛阳位于齐、秦、楚、赵的中心，穷人到富贵人家去侍奉学习，夸耀自己外出经商时间长、经过洛阳的次数多却从来没有进过家门。因为师史善于任用这样一类人，所以他能赚到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祖先，曾任担任过督道的仓吏。秦朝破败的时候，各路豪杰们都争相抢夺暴秦的金银珠玉，只有任氏将粮仓里的米粟全部储藏起来。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的时候，百姓没有办法耕种，每石米的售价高达万钱，英雄豪杰们的金银珠玉尽归任氏，任氏就是凭借这个方法发家致富的。富人们争相显示自己奢华的生活，但任氏放下富人的架子，勤俭节约，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农田畜牧业上。对于田地和牲畜，人们都是抢着购买价格便宜的，只有任氏专门购买价格昂贵而且土壤肥沃的。因而任氏的富有，得以延续了数代。任公的家法规定，不是自家田地里、牧场里出产的物品，不允许用，如果官府的公事没有做完，就不可以喝酒吃肉。任氏凭借这个家规成为乡里人的榜样，所以他很富有而且皇上也很器重他。
边疆向外开拓的时候，只有桥姚有上千匹骏马，两千头牛，一万只羊，万锺粮食。吴、楚七国刚刚发生战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需要跟随军旅一同出征，需要借有利息的贷款，放高利贷的人都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封国在关东地区，关东战事胜利与否还不能最终确定，所以没有人肯借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来借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两地平定。一年当中，无盐氏的利息就高达本金的十倍，因为如此，他一家的富有程度可以与关中相比。
关中地区富商大贾，大部分都是田家的人，如田啬、田兰。韦家的栗氏，安陵、杜县的杜氏，家产也都有万万钱。
上述这些都是财富显著突出的人。他们都没有官爵封邑俸禄，也不是靠玩弄法律作奸犯科而致富的，而都是能够推测出货物流通的规律，看准时机，立即去做，随机应变，获其赚钱的机会。靠工商末业发家致富，用农耕本业守住财富，靠武力争夺一切，然后依靠诸侯政令保护它们，变化多端却又讲究一定的规律，因此值得记述下来。至于那些致力于农耕、畜牧、手工、山泽、商贾等行业，依靠权势和财力来发家致富，大的富庶人家富倾一郡，中的富倾一县，小的富倾乡里，真是不可胜数。
勤劳节俭，这是发家致富的正道，但是富有的人一定会有他特殊的办法来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本是最笨拙的经营方法，但是秦扬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富甲一州。挖掘坟墓，是犯法的事情，但田叔仍然以此起家。赌博，是恶劣的行业，但桓发却以此发家。沿街叫卖，是在男子最低贱的职业，但雍地的乐成却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富裕起来。贩卖脂粉，是令人感到羞耻的行当，但雍伯凭借这个行当获得了千金的家财。卖浆水，只是一门小生意，但张氏却凭借它赚钱千万。磨刀，是个浅薄的小技艺，但郅氏凭借磨刀的手艺得以列鼎而食。羊肚儿，只是微不足道的零食，但浊氏却因此而拥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浅薄鄙陋的方术，张里却因此而鸣钟佐食。这都是因为满腔赤诚，精神专一而带来的成果。
由此看来，致富并非要从事某些固定的行业，财富原本就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就能够将财富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没有才能的人则会让聚集起来的财富土崩瓦解。千金之家的富庶程度能与一都之君相比，万金之家便能与国王一样享乐。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素封”者吗？不是这样吗？
元芳，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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