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

郭躬，字仲孙，颍川郡阳翟县人。郭躬出生于官宦世家，家族世代簪缨。父亲郭弘，年轻时学习《小杜律》，太守寇恂任命郭弘为郡府决曹掾，断案决狱三十年，执法公平，经郭弘审理的案件，罪犯不会因为伏法而感到冤屈，郡内人把郭弘比作西汉宣帝朝东海郡人廷尉于定国。郭弘享年九十五岁，因病去世。

年轻时，郭躬向父亲学习法律，后来教书授徒，有学生数百人。再后来，郭躬在郡府担任官吏，受三公府征召，在朝廷担任官职。明帝永平年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担任副将。秦彭在驻地以军法杀人，窦固弹劾秦彭独断专行，奏请朝廷诛杀秦彭。明帝让朝中公卿廷议，该如何定罪。郭躬熟悉法律，被明帝召入朝中，参加廷议。廷议者均肯定窦固的奏请，郭躬持反对意见。郭躬说：“按照法律，秦彭有杀人的权力。”明帝问：“大军出征，校尉统一由大将军指挥。既然如此，秦彭怎么能专断杀人？”郭躬答：“统一由大将军指挥，不错，其意在大将军统一指挥军事。秦彭作为副将，驻地与大将军不在一处，军法规定，按照实际情况，副将可以灵活处置。军情如火，瞬息万变，不允许副将再去请示主帅。而且，汉朝有制度，棨戟就是行刑的斧钺，按照法律，不应该治秦彭的罪。”明帝采纳郭躬的建议。还有一次，兄弟二人共同杀人，谁是主犯，一时间难以断定。明帝认为，哥哥没有及时教导兄弟，应该负主要责任，因此批准严惩哥哥，免去弟弟的死刑。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误言两人均应该判处死刑，尚书弹劾中常侍，矫制诏命，罪当腰斩。明帝再次召见郭躬，征询意见。郭躬答：“孙章只应该处以罚金。”明帝问：“孙章矫制诏命，致使二人被杀，为何仅处以罚金？”郭躬答：“法令有故意、有失误，孙章传达诏命有误，只是失误，失误者犯罪，法律处罚较轻。”明帝说：“孙章与案犯是同县人，怀疑他有意这样做。”郭躬答：“‘周道如砥石，笔直如箭矢。’‘君子不应该预先怀疑他人诈伪。’君王制定的法律如天，刑罚有明文规定，不能曲解法律定罪。”明帝说：“你说得对。”之后，明帝提拔郭躬为廷尉正，后来，因为某事犯错误，郭躬被免职。

再后来，三次升迁，章帝元和三年，郭躬担任廷尉。郭躬家族世代研究法律，郭躬在任上，坚持持法公平、仁恕。及至担任廷尉，断案决狱，郭躬多按照仁恕原则。郭躬将刑法过重的条款，依法可以从轻的条款，整理出四十一条，上奏朝廷，此后编入法典，按照修订后的法典执行。章帝章和元年，大赦天下，羁押在监狱的囚犯，凡在四月丙子日之前关押者，一律减死罪一等，不得笞打，送往金城郡服役，但是，大赦令不涉及亡命在外或未被发觉者。郭躬密封上疏：“朝廷圣恩，之所以减免死罪，令刑徒戍边抵罪，其实还是为了重视人命。而今，死罪逃亡者有上万，自从大赦令颁布，很多逃犯归案。朝廷颁发的诏令传达不及时，很多罪犯仍然被处以重刑。臣以为，天恩应该惠及大众，死罪以下，皆可以获得新生，逃犯归案，不能享受圣恩，这样做，不妥。大赦令以前犯有死罪的罪犯，大赦令以后，遭到逮捕，应该免遭笞打，发配至金城郡戍边，以此来减免死罪，保全性命，这样做，有益于边防。”章帝赞同郭躬的谏言，随即下诏，一律赦免。犯人经过判刑，依然可以申诉，郭躬上奏朝廷，制定专门条令，有许多人得以活命。和帝永元六年，郭躬在任上去世。次子郭晊，也通晓法律，官至南阳郡太守，在任上有政声。郭晊弟弟的儿子郭镇。

郭镇，字桓钟，年轻时，郭镇勤修家学，接受太尉府征召，两次升迁，安帝延光元年，在宫中担任尚书。及至中黄门孙程诛杀中常侍江京等，拥立济阴王刘保即位，郭镇率领羽林卫士，杀了卫尉阎景，立下大功，详情记载在《宦者传》。之后，郭镇升任尚书令。太傅、三公上奏，说郭镇挺身而出，手持兵刃，甘冒矢石，与贼臣格斗，诛杀奸党，保全汉室宗庙，功劳堪比西汉初年宗室刘章，应该予以表彰，封赏爵位、封土，以此来激励忠贞之士。顺帝封郭镇为定颍侯，享受食邑二千户，又拜郭镇为河南郡大尹，改任廷尉，后来被免职。顺帝水建四年，郭镇在家中去世，顺帝下诏，赐予墓地。

长子郭贺应该继承爵位，郭贺让与小弟，自己逃走，躲藏起来。数年后，顺帝下诏大鸿胪，在州郡追回郭贺，郭贺不得已，这才接受爵位。几次升迁，郭贺担任廷尉。及至郭贺去世，顺帝追思郭镇当年拥立的功劳，下诏赐予郭镇谥号昭武侯，赐予郭贺谥号成侯。

郭贺的弟弟郭祯，熟悉法律，后来官至廷尉

郭镇弟弟的儿子郭禧，年轻时继承家学，学习法律，同时，郭禧喜欢儒学，享有盛誉。桓帝延熹年间，郭禧担任廷尉。灵帝建宁二年，郭禧代替刘宠担任太尉。郭禧的儿子郭鸿，官至司隶校尉，受封为城安乡侯。

郭氏家族从郭弘以后，几代人研究法律，子孙中官至三公官职者有一人，担任廷尉者有七人，受封为列侯者有三人，刺史、二千石官员、侍中、中郎将者有二十余人，担任侍御史、狱正、狱监、狱平的人数更多。

在顺帝朝，廷尉河南郡人吴雄，字季高，通晓法律，断案决狱公平，孤身一人在外做官，官至司徒（丞相）。年轻时，吴雄家里贫穷，母亲去世，吴雄在他人筑坟还未封土的地方选择一块墓地埋葬母亲，丧事从简，也不问黄道吉日。有巫师说，吴雄家以后会家破人亡，吴雄顾不得这些。到了儿子吴、孙子吴恭，三代人都做了廷尉，堪称法律方面的专家。

在章帝朝，司隶校尉下邳郡人赵兴，不相信忌讳，每次上任，到了一处官舍，就要对老房子加以修缮，穿墙打洞改造，不怕禁忌，家人世代享受爵禄，家产丰厚。后来，赵兴官至颍川郡太守。儿子赵峻，官至太傅，有才器，受到世人称赞。孙子赵安世，担任鲁国相。三代人担任司隶校尉，世人称他们家族兴旺。

在桓帝朝，汝南郡有一个叫陈伯敬的人，谨小慎微，行事做人中规中矩，坐必端正，呵斥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路上听到不吉利的事情，就会停止前进，回家以后，仍有禁忌，甚至会寄宿在乡亭。到了年老，陈伯敬官运淤滞，终其一生，不过被举荐为孝廉。后来，因为女婿放跑了犯罪的官吏，受到牵连，郡太守邵夔一怒之下，竟然杀了他。当时不讲究禁忌的人，多以陈伯敬为例。

评论如下：曾子说：“上失其道，民众背离道德久矣。如果审案，查明真相，只有哀怜之意，并无喜悦之色。”法官在审案时，决不可因为获得真相而面露喜色，只能以宽恕心对待犯人，官员有了宽恕之心，才可以断案公平。贤者、君子担任审案官员，是否能做到这一点？郭躬出身佐史，对于审案，无论大小，必亲自过问。是否与其执法公平，用仁恕心对待犯人有关？对于审案官员，推己及人，不以个人好恶断案决狱，这是法家的治世原则，一切理论，皆源于此！

陈宠，字昭公，沛国洨县人。曾祖父陈咸，在西汉成帝、哀帝朝，因为熟悉法律，担任尚书。在平帝朝，王莽辅佐朝政，多次更改制度，陈咸反对这种做法。王莽因为吕宽案，在朝廷内外杀害不肯依附自己的官员，包括大臣何武、鲍宣。陈咸叹息道：“《易经》讲‘君子看到问题的苗头，就应该采取行动，不可错失机会’，我应该遁世了！”于是，陈咸向朝廷乞骸骨，辞去职务。及至王莽篡汉，召陈咸担任掌寇大夫。陈咸称病，不肯应召。当时，陈咸有三个儿子，陈参、陈丰、陈钦，都担任官职，陈咸令他们辞职。之后，父子一同返回乡里，闭门谢客，不与世人交往。陈咸仍然采用汉家正朔，在腊月祭祖。有人问陈咸缘故，陈咸答：“我的先人怎么会知道有王氏腊祭？”后来，王莽多次征召陈咸，陈咸干脆称病重。陈咸把家里收藏的法律、政令、文献，藏在夹壁墙里。陈咸为人忠厚仁恕，常告诫子孙：“按照法律办事，应该判处罪犯轻刑，即使有百金之利，也不能改判重刑。”

建武初年，陈钦的儿子陈躬在廷尉署担任左监，去世较早。

陈躬生下陈宠，陈宠继承家学，熟悉法律。年轻时，陈宠担任州郡官吏，接受司徒鲍昱征召，当时，三公府掾史喜欢交游，不肯专心于工作，以此为尚。陈宠对此有看法。在司徒府工作，陈宠勤勉守责，熟悉业务。就朝中政事，多次向司徒鲍昱陈述意见。鲍昱很欣赏陈宠，后来，陈宠担任司徒府辞曹，负责刑狱案件。在任上，陈宠执法公平，所审理的案件众人心服口服。当时，司徒府辞曹要审理一个复杂案件，时间久远，已经有数十年，由于时间太久远，案情复杂，难以把握轻重，如果遇上不良官吏，往往会构成错案。陈宠为鲍昱撰写《辞讼比》七卷，按照案例，分条缕析，用相关的案例对比。鲍昱将《辞讼比》上奏朝廷。此后，三公府审案，均以此作为判案的依据。

经三次升迁后，章帝初年，陈宠在宫中担任尚书。当时，天下太平，很多事情仍然沿袭明帝永平年间的旧例，官吏施政崇尚严苛，尚书处理刑案大多判罚较重。陈宠认为，皇帝刚即位，应该对前朝的苛政有所修正。陈宠上疏：“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奖赏不得超越常规，刑罚不得滥施于无辜，如果不得已而为之，宁可超越常规奖赏，也不能滥施刑罚。因此，唐尧在编写刑典时，特别强调：‘如果因为过失犯罪，应该赦免其罪行。’周公在制定刑律时，认为：‘切勿在判案时，出现失误。’伯夷制定法典，也认为：‘谨慎实施五刑，教化民众，养成三德。’由此看来，圣贤治理天下，特别注重刑罚的轻重。在以往，判案决狱的官员执法严明，其威势可以惩戒奸邪。奸邪受到惩治，世道清平，刑罚就应该趋于宽恕。陛下即位以来，崇尚以仁厚治国，诏令群臣，要弘扬仁政。有关官员在执行中，并未领会圣意，判案执法依然以严苛为务。断案的狱吏，更是滥施酷刑，对犯人严刑拷打。执法官员，纠缠于诋欺罪，妄自引用法律。有些人，甚至假公济私，滥施淫威。为政者治国理政，犹如弹奏琴瑟，大弦如果绷得太紧，小弦就会绷断。因此，子贡对臧孙施行严刑峻法，深恶痛绝，推崇郑乔的仁政。《诗经》讲：‘不刚不柔，施政要轻重适度。’陛下圣恩浩荡，惠及天下，应该提倡先王的仁政，去除烦苛的刑法，减少监狱滥施酷刑的弊端，让仁政惠及众生，让圣德施与万民。顺应上天好德之心。”章帝高兴地采纳陈宠的谏言，每当遇到复杂案件，力求仁恕。再后来，章帝诏令有关部门，在审讯时，不准使用残酷的刑具，撤销一切招致民怨的禁令，犯法者，判刑后允许申诉，详细列出五十个具体法令，朝廷把这些法令，编辑成册。之后，朝廷鼓励百姓以良俗规范行为，百姓享受太平，祥瑞嘉兆，多次显现。

按照汉法，执行死刑案件，常在三冬之后的月末，章帝把时间改在每年初冬十月。元和二年，天气久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人上疏，认为执行死刑案件，没有在三冬月末，当其时，阴气微弱，阳气强盛，故招致旱灾，究其原因在此。章帝将奏章，交予朝中公卿廷议。陈宠上奏：“冬至节令一到，阳气开始萌发，在十一月，有兰花、射干、芸香、荔花吐蕊。《时令》讲：‘各种生物萌发，身体需要安宁。’上天以冬至为正月，周历以冬至为初始。十二月，阳气升腾，野鸡下蛋，母鸡孵卵。地祇以十二月为正月，殷历以十二月为初始。到了一月，阳气到来，天地交汇，万物皆出，冬眠的蛰虫开始振翅飞翔。人神以一月为正月，夏历以一月为初始。三微成著，贯穿三统。周代以上天为开元，殷代以地祇为开元，夏代以人神为开元。在此时行刑杀人，殷历、周历的岁首，就要伏尸流血，这不符合人心，背离天意。《月令》讲：‘孟冬之月，催促监狱行刑，不要遗留死刑犯人。’明确告知，死刑犯人，必须在孟冬处理完毕。还说：‘仲冬之月，身体需要安宁，做事情要宁静。’如果此时发威动怒，处理死刑犯人，不能叫安宁；如果实行大刑，不能叫安静。有廷议者认为：‘天旱的原因，在于改变执行时间。’臣以为，殷、周判案决狱不在岁首，因此普施教化，天下太平，没有大的灾害。章帝元和以前，都是在三冬之末处理犯人，水旱灾害，往往成为祸患。由此来看，灾异的发生，有其内在原因，与改变执行时间无关。暴秦滥施酷刑，一年四季，都要杀人。圣汉建国初，更改秦朝法律，一切从简。萧何草创法律，每年的秋季最后一个月处理刑犯，刻意回避立春，并没有考虑天神、地祇之正。殷、周二代，在春季行刑，皆违背义理。陛下应该坚持中庸之道，革除百年过失，建立万世之功。对上继承传统，敬奉天意，对下顺应三微，施惠予民。按照《春秋》大义，符合《月令》之规，此乃圣功美德，不应持怀疑态度。”奏书递上，章帝采纳陈宠的谏言，没有更改时间。

陈宠行事缜密，常说做人臣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谨慎。因为在宫中机要任职，陈宠谢绝门人，拒绝滥交朋友，一心扑在公家事务上。对此，朝廷很器重。

皇后的弟弟侍中窦宪推荐真定县令张林担任尚书，章帝就此事征询陈宠的意见。陈宠答：“张林虽然有才能，但是品行不好，有贪污劣迹。”因为此事，窦宪怨恨陈宠。张林后来被征用，因为贪赃，遭到撤职抵罪。及至章帝驾崩，窦宪在朝中专权，常借机会报复陈宠。窦宪奏报太后，诏令陈宠负责章帝的丧葬事宜，欲在办事过程中，寻找机会报复。黄门侍郎鲍德素来敬重陈宠，劝说窦宪的弟弟夏阳侯窦瓌：“陈宠侍奉先帝，颇受信任，在台阁任职很久。先帝对陈宠的赏赐，也格外优渥。而今，没有得到忠诚贤能之赏，反而因为纤细过失，要受到惩罚。这样，会伤害辅政大臣的报国之心，有损朝廷宽恕之德。”窦瓌同样欣赏陈宠，表示赞同。之后，窦瓌推荐陈宠出任泰山郡太守。

再后来，陈宠改任广汉郡太守。在西部州郡，当地土豪大肆兼并土地，官吏有很多人贪赃枉法，致使百姓讼案不断，每天都有上百件。陈宠到任，选用良吏王涣、镡显等，当作太守心腹，百姓诉讼的案子日益减少，郡中变得政治清明。此前，洛县城南每当阴雨天常会听到哭声，时间长达数十年，此事传到郡府。陈宠听说后，怀疑其中必有缘故，派官吏调查。官吏返回后报告：“在天下大乱时，有很多人死在这里，骸骨得不到掩埋，可能是这个原因？”陈宠听后，凄怆叹息，敕令县里，尽快收殓埋葬。从此以后，哭声断绝。

及至窦宪以大将军身份北征匈奴，朝中公卿以下官员及郡、国，无不派遣官吏，或子弟，前往窦宪军中劳军，奉献财物。只有陈宠与中山国相汝南郡人张郴、东平国相应顺，坚持原则，不肯阿附权贵。后来，和帝知道后，擢拔陈宠为大司农，擢拔张郴为太仆，擢拔应顺为左冯翊。

和帝永元六年，陈宠代替郭躬，担任廷尉。陈宠为人矜持、仁厚。及至担任司法官员，在审理疑案时，常亲自起草奏疏，附上典籍中的名言，作为判案依据，务求宽恕，和帝也多次采纳谏言。为此，许多犯人得以活命，过去以苛刻为务的判案风气，得以纠正。陈宠又借修订法律条文之机，凡超过周代《甫刑》判案标准的，均予以废除。陈宠说：“臣听说，在周代，制定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在《甫刑》中，杀头罪行有二百条，按照五刑判罪有三千条。违背礼仪，则以刑法惩治，悖逆礼制，则以刑法惩治，礼与刑的作用，互为表里。而今，按照法律，死刑判罚有六百一十条，耐罪判罚有一千六百九十八条，可以交钱赎罪以下的刑罚，有二千六百八十一条，多于《甫刑》刑罚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其中，死刑多出四百一十条，耐罪多出一千五百条，交钱赎罪以下的判决，多出七十九条。《春秋保乾图》讲：‘帝王每三百年，减免一次刑法。’汉建国以来，已经有三百零二年，法律条令不断完善，增加了很多律令，犯罪的条目庞杂。仅法律解释就有三家，其解释又各有不同。应该诏令三公、廷尉核定法律，按照符合经义者，核准死刑二百条。耐罪、交钱赎罪，共计四千三百七十九条（注：原书计算有误，在此改正），合并为三千条。其他律令，一律删除。法律与礼仪相配合，让百姓容易识别，以正视听。使刑法臻于完善，传于后世。”还未来得及施行，诏狱官吏与囚犯相互串通，陈宠受到牵连，被免官抵罪。和帝下诏，予以赦免，重新拜陈宠为尚书，后改任大鸿胪。

陈宠担任过两个郡的太守，后又在宫中担任三个部门的重要职务，所任职务，均有政绩，受到当时人称赞。和帝永元十六年，陈宠代替徐防，担任司空（御史大夫）。陈宠熟悉法律，兼通经书，奏议温文尔雅，是一位称职的副丞相，在位三年，去世。和帝诏命太常南阳郡人尹勤代替陈宠，担任司空。

尹勤，字叔梁，喜欢读书，早年在人静处隐居，门前荆棘丛生，当时人钦佩尹勤，认为尹勤重视气节。尹勤以参与定策拥立安帝有功，受封为福亭侯，享受食邑五百户。安帝永初元年，雨水过多，庄稼受淹。安帝策书，免去尹勤的司空职务，返回封邑。尹勤因病去世，没有子嗣，撤销封邑。

陈宠的儿子陈忠。

陈忠，字伯始。安帝永初年间，陈忠接受司徒府征召，三次升迁，担任廷尉正，以才能卓越，受到称赞。司徒刘恺举荐陈忠，说陈忠熟悉法律，应该在中枢机要任职，安帝擢拔陈忠为尚书，负责协助三公府掾曹处理刑案。陈忠认为，家族世代研习刑律、法典，用心务在宽恕，父亲陈宠在此前担任廷尉，上奏朝廷，撤销汉法中超过周代《甫刑》的律令，还未来得及施行，陈宠被免，这件事情被搁置，判案官员仍然以苛刻为务，犯人不堪忍受。陈忠按照陈宠当年的奏议，又重新上奏，例举二十三条，补充《决事比》，补救案件判决过程申诉过繁、过苛之敝。陈忠又上奏朝廷，免除宫刑；废除贪赃官吏，三代人不得出仕的禁令；精神病人杀人，可以减免死刑；母子兄弟代替服刑，可以批准，赦免替代者死罪。这些奏议，均得到批准。

及至邓太后驾崩，安帝亲理朝政。陈忠认为执政之初应该招贤纳士，辅佐朝廷，推行教化。陈忠多次上疏，推荐民间隐逸士人，正直士人如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等得到举荐。后来，公车署礼聘冯良、周燮等。再后来，连年灾异，安帝下诏，举荐有道之士，朝中公卿百官，各自密封上疏。陈忠认为，皇帝诏书打开谏言之门，上疏谏言者，或许会有言辞激烈之处，使得皇帝难以接受。陈忠上疏，预先让安帝做好思想准备：“臣听说，仁君应该胸怀宽广，能容纳高山渊薮，能容忍难以容忍之谏言。忠臣应该竭尽忠诚，不惧有逆言之祸。因此，在高祖朝，舍人周昌敢于用桀、纣比喻皇帝；在文帝朝，爰盎用人豕讥讽太后；在武帝朝，东方朔有宣室之正言；在元帝朝，薛广德以自刎胁迫元帝，阻止元帝车驾走水路。在往昔，晋平公向叔向咨询：‘国家的隐患，哪一种最大？’叔向回答：‘大臣享受俸禄，却不能直言进谏，小臣畏惧有罪，不敢放胆直言，下情不能上达，这是国家最大的隐患。’晋平公说：‘讲得好。’于是下令：‘寡人希望，群臣都能够进善言。有阻止群臣谏言，致使下情不能上达者，以死罪论处。’而今，陛下明诏，崇尚殷商高宗之德行，推崇春秋宋景公之诚意。引咎自责，反躬自省，向群臣咨询意见。有言事者看到杜根、成翊世等蒙受皇恩，因上表得到录用，身居要职，也会受到影响，争相谏言。有些言事者，说话不免率直，如果有嘉言良谋，应予以采纳。如果见解偏颇，话中有讥讽之意，虽然逆耳，与事实有出入，还望陛下优容宽恕，以显示圣朝有不避忌讳之美。如果是有道之士，在对策中有真知灼见，陛下应该认真考虑，予以褒赏，或晋升一级，以拓宽谏言之路。”安帝看了奏书，特地下诏，把通过考试的沛国士人施延提拔为侍中，施延后来官至太尉。

中常侍江京、李闰等，均被封为列侯，在朝中掌握权柄；安帝偏听偏信奶妈王圣，封王圣为野王君。陈忠深感愤懑，但又不能直言进谏，于是写了《缙绅先生论》，予以讥讽，文章很长，不再赘述。

安帝即位之前，有两位皇帝驾崩（注：和帝刘肇、殇帝刘隆）。朝廷政令松弛，盗贼蜂起，百姓流亡于途中，郡县仍然粉饰太平，隐匿罪案，没有人愿意督察。陈忠深感忧虑，上疏朝廷：“臣听说，轻罪为重罪之开端，小罪为大罪之渊薮。因此说，大堤溃决来源于蚁穴，吹气泄露来源于针芒。明察者重在防微杜渐，明智者重在明察秋毫。《尚书》讲：‘小错不可姑息。’《诗经》讲：‘不可纵容诈伪之人，谨防不善之人。’人们常讲，欲从根本上防止祸患，一定要深谋远虑。臣注意到，永初元年以来，贼寇骚扰地方，案件频发。贼寇攻打邮亭，烧杀抢掠，杀伤百姓。对小偷小摸，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快就会发展为盗贼；对盗贼不加以惩治，很快就会发展为贼寇；贼寇聚集成群，一定会酿成祸乱。因此，对于逃亡的罪犯，按照法令，应该及时追捕，为逃亡罪犯提供饮食方便者，严重者可以判处死刑。最近以来，朝廷对此重视不够。州郡负责缉拿逃犯的官员玩忽职守，县长、县吏不能严加防范，尸位素餐，博取虚名。大家都忌讳地方上有盗贼，担心被追究。即使有盗贼出没，也不愿意缉捕。有些官员渎职，致使无辜百姓受到伤害。有些官员借追捕盗贼之名，变相增加赋敛，即使有官吏追捕，也是敷衍了事。以至于受到伤害的人家，不敢向官府申告，左邻右舍，相互隐瞒，有人甚至拿出钱财，让贼寇赶快离开。贼寇犯下大案，无法隐瞒，才不得不作为案件上报，致使贼势猖獗，形成气候。官员受到惩治，皆由于贼势猖獗所致，前年，渤海郡的张伯路，就是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其形迹不远，如果仅仅就事论事，不从根本上找出原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应该整理积案，以杜绝贼寇蔓延之势。从今以后，贼寇肆虐，被相邻郡县发现，一旦查实，案发地官吏一律按照法律查处，县尉降级一等，县令、县长罚俸三个月，第二次发现，县尉免官，县令、县长降级一等，第三次发现或三次以上，免去县令、县长的职务。可就此奏议，拟定法律条令，以诏书形式，颁发各地，特别敕令州部刺史严格执行，以猛济宽，警示地方。天气进入大暑，阴阳失调，寒气袭人，气候违逆时令，地下涌水，显示出异象。上天降下异象，必然有其缘故。朝廷应该举荐有道之士，策问国家施政时应注意的问题。国家有事，出现差错，才会寒热异常，有道之士会有嘉言良谋，以回应天诫。”

安帝元初三年，太后下诏，大臣须为父母服丧三年，才能官复原职。陈忠为此上疏：“西汉宣帝朝有规定，在边疆从军屯垦或在官府服徭役者，祖父母去世，未满三个月，一律免除徭役，令其回家奔丧送终。奏请按照此规定执行。”太后采纳陈忠的谏言。到了安帝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上奏：“孝文帝主张薄葬，光武帝废除官员告假奔丧的规定，应该继续执行，不要更改。奏请恢复建武年间的旧例。”陈忠上疏：“臣在《孝经》读到，人们崇尚孝道，始于爱护亲人，终于为父母服丧。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论尊卑贵贱，其道理相同。父母对于子女，同呼吸，共命运，犹如肢体，不可分割。父母对子女有三年怀抱之恩。先圣从人情出发，制定丧葬礼仪，服丧二十五个月。《春秋》记载，大臣为父母服丧，国君三年不诏命大臣出来做事。鲁国国君有难，闵子骞身穿缞绖丧服，出来为国君做事，事毕继续服丧，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因此说：‘国君用人，不合乎礼仪，臣子为国君赴难，合乎礼仪。’周室衰微，礼制遭到破坏，《诗经·蓼莪》吟唱：‘盛酒的小瓶空了，这是盛酒大瓮的耻辱。’意思是说，大臣不能尽人子之孝，是国君的耻辱。高祖接受天命，建立汉朝。萧何创立制度，规定大臣服丧可以告假，以表达哀伤之情。建武初年，天下刚刚结束战乱，诸项国策多简便易行，大臣服丧不得告假归宁。朝中群臣从私念出发，只顾享受俸禄，很少有人服丧三年，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礼仪制度遭到漠视。大汉建国，继承的是经济衰败，民生凋敝的局面，先王制定制度，依然在恢复中。从孝文帝起，开始恢复藉田；从孝武帝起，开始举荐孝廉；从元帝、成帝起，开始规范郊祀；明堂、辟雍、灵台的建立，是在明帝朝完成；大臣为父母服丧三年，是由陛下颁布诏令施行。这些都是圣功美业，流芳后世。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做到这些，治理天下，犹如攥紧拳头。’臣奏请陛下登高北眺，以思念母亲甘陵之心，揆度臣子为父母服丧之义，让海内百姓各得其所。”宫中宦官从中作梗，把陈忠的奏文压下。最终，安帝采纳祝讽、孟布的谏言，编入法令。

由于任职日久，陈忠改任尚书仆射。当时，安帝多次派黄门常侍及后宫近侍伯荣，前往甘陵祭祀。在宫中，伯荣恃宠骄横，途中经过的郡、国，莫不盛情接待。加上阴雨连绵，河水暴涨，百姓惶恐不安。陈忠上疏谏言：“臣听说，任用官员不当，政事会受到影响。政事受到影响，国家就会遭受损失。国家遭受损失，就会触动阴阳，阴阳不调，灾异就会频发。陛下每次看到灾异出现，都会引咎自责，不肯把过失归罪于臣下，有关官员长此以往，也会逃避责任，漠视法规。如此一来，政事不能顺应天心，灾异就会频繁出现。青州、冀州之间，阴雨连绵，河水暴涨。徐州、泰山郡海滨地带，海水倒灌，百姓遭难。兖州、豫州蝗虫肆虐。荆州、扬州稻米歉收。加上并州、凉州，羌戎叛乱。百姓财用不足，生活困苦，国库空虚，从西往东，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臣听说，《洪范五行传》强调五事，第一曰貌，貌须恭敬，君王恭敬，臣下不敢不恪尽职守，君王貌不恭敬，臣下狂悖，后果是阴雨连绵。春秋间发大水，就是因为君王威仪不够，莅临大位，貌不恭敬，臣下简慢。贵臣在朝中擅权，阴气过盛，阳气不能制止，因此，才会阴雨连绵。陛下不能亲自奉祀孝德皇后陵寝庙园，多次派遣宫中常侍，前往甘陵祭祀。豪华车辆来往于途中，道路相望，陛下对母亲至孝。然而，臣听说，使者所到之处，依仗权势，骚扰地方，所过郡县，莫不震动。诸侯王、列侯、二千石郡府官员，来到伯荣车前，跪拜车下。使者仪容，僭越身份，犹如皇帝出行。县长、县吏惶恐不安，害怕受到责备，有些人，谄媚无已。官员征调百姓，整修道路，修缮邮亭、传舍，准备很多东西，盛情接待使者。老弱百姓，也不得不出来迎候，动辄上万人。还要贿赂随行人员，送上数百匹缣帛，花费巨大。当地官员捶胸顿足，莫不叩心怨上。河间国有陛下的叔父，清河郡有陛下父亲的陵寝，那些封疆大吏，剖符大臣，都要跪拜在使者伯荣的车下。陛下不过问此事，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陛下欲让他们这样做。伯荣之威势已经超过陛下，本应陛下掌握的权柄掌握在臣妾手里。发生水灾，原因恐怕在这里。在往昔，武帝的幸臣韩嫣，坐着皇帝的副车，作为先导前往上林苑，江都王误以为是皇上，伏在地上跪拜，结果，韩嫣为此事而被杀。臣奏请陛下，端正天元之尊，端正乾纲之位，无论宫中职事大小，都要选贤任能，不宜让宫中女官、宦官僭越权位。严格审查身边的官员，有没有像宦官石显那样的奸臣；认真挑选尚书、纳言，有没有像赵昌那样的佞臣；朝中的公卿大臣，有没有像朱博阿谀傅太后那样的事情；在外戚近臣中，有没有像王凤那样，谋害忠良大臣王商的权臣。国家的大政方针，一定要由陛下专断，朝廷大事，陛下一定要有主见，这样，臣下才不敢僭越。臣下不敢干涉朝政，水灾自然会消退，阴雨连绵，也会放晴，不再有灾害发生。”奏书递上，没有下文。

当时，三公府职权有限，宫中机要由尚书负责。有大灾异发生，朝廷常指责三公，甚至罢免丞相。陈忠认为这样做违背制度，上疏谏言：“臣听说：‘国君以礼对待臣下，臣下以忠侍奉国君。’在古代，三公又叫‘冢宰’，帝王对待三公，礼遇优渥。在乘舆上看到三公，要下车迎候，在御座上看到三公，要起身以示尊敬。三公在朝堂上参与制定政策，走出朝堂，三公监察百官是否称职。按照汉家旧典，丞相奏请，皇帝一定要认真聆听。而今，朝廷三公虽有其名并无其实。举荐官员、赏罚，皆由尚书负责。尚书的责任重于三公，这种现象，持续很久，导致国势衰微。臣忠心忧国，对于这种现象，深感不安，在遇到问题时，心中常有忧惧之感，不敢放胆言事；也不敢直言指斥同僚，担心触犯法律，听到的诽谤之声日益增多，臣罪该万死。近来，发生地震，陛下策免司空陈褒，如今又有灾异，臣担心陛下又要指责三公。在往昔，孝成帝看到妖星在心宿停留，怪罪丞相翟方进，让贲丽弹劾翟方进，翟方进引咎自杀。此后，成帝并未得到上天护佑，与春秋时宋景公对于妖星的态度，相距甚远。其实，灾异的出现，另有其原因。能够辨明是非，才能正确处理。还有，尚书决定政事，很多时候违背旧章，赏罚不能按照事实，常以诋欺罪定案。拟定的诏书文理不通，也违背祖宗成法。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要求，责令尚书在拟定诏书时，对皇上的意思要表达清楚，不可听之任之。对上严肃国家法典，对下防止臣下胡为。建立赏罚制度，万世遵循。”

在奏议中，陈忠常强调要尊重大臣，以礼对待办事官员。譬如，朝中九卿有病，皇帝须派出使者，探视病情，赏赐金钱、布帛，加以慰问，这些，陈忠都提出过谏言，之后开始施行。不久，陈忠升任尚书令。延光三年，安帝拜陈忠为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京师官员、外戚。皇帝身边的近侍忌惮陈忠，不想让陈忠在朝中任职。第二年，陈忠出任江夏郡太守，又返回朝廷担任尚书令，上任前，不幸病逝。

最初，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欲与陈忠的父亲陈宠共同上奏朝廷，追封和熹皇后的父亲护羌校尉邓训。陈宠认为前朝没有追封的先例，争执多日，定不下来。最后，还是按照太尉张禹、司徒徐防的奏议。及至邓训被追封谥号，张禹、徐防再次约陈宠一起，派儿子给虎贲中郎将邓骘馈送礼物，陈宠不肯，邓骘为此事，心中不满。此后，陈忠在邓氏面前，一直不得志。及至邓骘等人落败，百姓对邓氏家族多有怨言。陈忠多次上疏，揭露邓氏家族的罪恶，又弹劾大司农朱宠。顺帝刘保还是太子时，遭到废黜，朝中名臣来历、祝讽等，守在阙门，以死抗争。当时，陈忠担任尚书令，与其他尚书一起，弹劾抗争的大臣。及至顺帝刘保即位，司隶校尉虞诩上奏，追查陈忠等人的罪行，当时人为此事讥讽陈忠。

评论如下：陈宠担任执法官员，谏言朝廷审理冤案，减少死刑；辅佐幼主，刚正不阿，不僭越职权，不邀功固宠，可谓有宰相器度。陈忠继承家风，也能够谨慎执法，监狱不滞留案犯。然而，陈忠听任精神病人杀人，开了父子兄弟可以相互替代伏法的先例，大谬不然。这样，会使得恶人逃避惩罚，而善人却要代替恶人伏法。可谓进退失据。

赞辞如下：陈、郭主刑，人赖其平。宠矜枯胔，躬断以情。忠用详密，损益有程。施于孙子，且公且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