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是南北朝时期偏安江南的宋朝官员、著名史学家范晔撰写的一部东汉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的编写体例，依然沿袭《汉书》的纪传体形式。由于范晔在撰写此书后期，以谋反罪名被杀，原计划撰写的十志，没有来得及完成，故整部《后汉书》只有《帝纪》，另外增加《皇后纪》，扩大了传记部分的内容，共计有八十列传。现在出版的《后汉书》中的《八志》，是在范晔之后，由梁朝史学家刘昭撷取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八志》，补缀进去的。译者在翻译《后汉书》时，仅翻译了范晔撰写的《后汉书》，没有翻译《八志》。
范晔和司马迁、班固一样，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大家，因此，《后汉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文辞俊美、典雅，很多句子采用四六骈体，读起来文采斐然。范晔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其传记中的很多人物描写，可以当作小说来看。译者在翻译时，也尽量抓住故事的叙事，努力还原人物的形象，譬如《班超传》的主人公投笔从戎，在西域建功立业，率领三十六位战士，“入虎穴”“得虎子”。班超在西域担任都护长达三十一年，年过七十才返回洛阳，在向继任都护任尚谏言时，班超说：“‘水至清则无大鱼，政苛查则难御众。’遇事宜取宽容，行事简易，宽恕小过，把握要点。”这些经验之谈可谓至理名言，也可见班超对时事的观察细致入微。其余人物传记，如《马援列传》《蔡邕列传》《孔融列传》等，人物形象也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范晔在《后汉书》中特别阐释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同时详细分析了官员治理地方的政策与民族矛盾间的密切关系，可谓鞭辟入里，可以当作后人对于历史兴亡的观察与借鉴。在《西羌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中，范晔详细叙述了民族矛盾的起因及其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巨大危害。东汉朝廷，在无休止的平叛过程中财政空虚，同时滋生了大批贪官污吏，吏治腐败，既而激起民变，出现黄巾军造反。加上朝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外臣入朝，祸乱朝纲，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天下分崩离析。对此，范晔做了详细的陈述与分析。
作者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出于士族家庭。其祖父范宁历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为东晋经学大家，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父亲范泰，官至中书侍郎，长于经学，富有文学才华。范晔自幼才气超人，酷爱读书，幼年即博览家中藏书，善于文辞，能作隶书，并通晓音律。
范晔恃才傲物，排斥流俗，桀骜不驯。他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却不爱附庸风雅，连至高无上的皇帝想听他演奏，他也不肯曲意逢迎。他文采飞扬，写过一篇绝妙的《和香方》，讥讽满朝权贵，得罪诸多同僚。
性格决定了他坎坷的人生。他先是投靠了权势强大的彭城王刘义康，进入仕途。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刘义康母亲彭城太妃去世，百官云集王府，共同哀悼，而当天夜里，范晔却和朋友开怀畅饮，酒酣之时，竟忘乎所以地打开窗子，让凉风送来挽歌，纵情玩乐。刘义康得知此事，怒火中烧，立刻把他贬到远离都城数百里的宣城去当太守。
范晔仕途遭遇挫折，备受打击，却激发起著述《后汉书》的强烈愿望，将心血倾注于这部历史巨著。几年后，刘义康离开中央政权，范晔被召回，能参与朝中机要。当时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光，阴谋发动政变，拥立刘义康为帝。范晔知其谋而未检举，为人告发，被认定为首谋而惨遭诛杀。
范晔入狱后，《后汉书》还未完稿，这无疑是巨大的遗憾。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叙说著述《后汉书》的宏大志向。这封信成了后人研究《后汉书》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已附入《后汉书》，弥补了《后汉书》无作者自序的缺憾。
《后汉书》的编纂始末及体例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从王莽至汉献帝近两百年的历史。缺“志”、缺“表”是《后汉书》的两个突出特点。范晔去世前，完成了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据载，他曾托付好友谢俨代写“十志”，可惜谢俨也因“谋逆罪”受到株连，他所续的“十志”也因此散佚。现在补入《后汉书》的是晋人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
范晔所处的南朝距离东汉亡国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他要编撰《后汉书》，就必须参考大量的史料，博采众长，超越前人。据清代王先谦等人考察，范晔之前，社会上流传的东汉史书至少有十八家，多达一千多卷，包括东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袁山松的《后汉书》等等。而这其中，官修史书《东观汉记》影响最大，曾是记述后汉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范晔以前人的史料为基础，经过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删众家之书而成一家之言。对于众家撰写的各种后汉史书，范晔都很不满意，甚至对《汉书》也存在一些看法；对自己撰写的《后汉书》却颇为得意。范晔的《后汉书》问世后，很快风行天下，致使曾经流行的后汉史书相形见绌、相继亡佚。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的无穷魅力。
范晔身上最可贵的精神是敢于突破常规，推陈出新。《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经典著作都是范晔面前的丰碑。范晔编撰史书，不可能完全割断传统，必定要有所借鉴，但东汉又有不同于前代的社会现实，所以范晔也不可能照搬既有模式。他虽然对班固的《汉书》有些看法，但认为班固创立的断代纪传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更适合于撰写东汉历史。而在史书体例的具体编排上，范晔针对东汉的时代特征多有创新，他改《外戚传》为《皇后纪》，又增设七个类传，即《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和《列女传》。
东汉时期，帝王短命，皇统屡绝，母后屡屡专权，皇后和外戚的地位空前提高。所以将《外戚传》升格为《皇后纪》，是东汉外戚势力极度膨胀的真实记录。
宦官同样是东汉的一股重要势力。宦官专权，气焰嚣张，
范晔和司马迁、班固一样，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大家，因此，《后汉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文辞俊美、典雅，很多句子采用四六骈体，读起来文采斐然。范晔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其传记中的很多人物描写，可以当作小说来看。译者在翻译时，也尽量抓住故事的叙事，努力还原人物的形象，譬如《班超传》的主人公投笔从戎，在西域建功立业，率领三十六位战士，“入虎穴”“得虎子”。班超在西域担任都护长达三十一年，年过七十才返回洛阳，在向继任都护任尚谏言时，班超说：“‘水至清则无大鱼，政苛查则难御众。’遇事宜取宽容，行事简易，宽恕小过，把握要点。”这些经验之谈可谓至理名言，也可见班超对时事的观察细致入微。其余人物传记，如《马援列传》《蔡邕列传》《孔融列传》等，人物形象也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范晔在《后汉书》中特别阐释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同时详细分析了官员治理地方的政策与民族矛盾间的密切关系，可谓鞭辟入里，可以当作后人对于历史兴亡的观察与借鉴。在《西羌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中，范晔详细叙述了民族矛盾的起因及其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巨大危害。东汉朝廷，在无休止的平叛过程中财政空虚，同时滋生了大批贪官污吏，吏治腐败，既而激起民变，出现黄巾军造反。加上朝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外臣入朝，祸乱朝纲，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天下分崩离析。对此，范晔做了详细的陈述与分析。
作者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出于士族家庭。其祖父范宁历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为东晋经学大家，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父亲范泰，官至中书侍郎，长于经学，富有文学才华。范晔自幼才气超人，酷爱读书，幼年即博览家中藏书，善于文辞，能作隶书，并通晓音律。
范晔恃才傲物，排斥流俗，桀骜不驯。他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却不爱附庸风雅，连至高无上的皇帝想听他演奏，他也不肯曲意逢迎。他文采飞扬，写过一篇绝妙的《和香方》，讥讽满朝权贵，得罪诸多同僚。
性格决定了他坎坷的人生。他先是投靠了权势强大的彭城王刘义康，进入仕途。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刘义康母亲彭城太妃去世，百官云集王府，共同哀悼，而当天夜里，范晔却和朋友开怀畅饮，酒酣之时，竟忘乎所以地打开窗子，让凉风送来挽歌，纵情玩乐。刘义康得知此事，怒火中烧，立刻把他贬到远离都城数百里的宣城去当太守。
范晔仕途遭遇挫折，备受打击，却激发起著述《后汉书》的强烈愿望，将心血倾注于这部历史巨著。几年后，刘义康离开中央政权，范晔被召回，能参与朝中机要。当时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光，阴谋发动政变，拥立刘义康为帝。范晔知其谋而未检举，为人告发，被认定为首谋而惨遭诛杀。
范晔入狱后，《后汉书》还未完稿，这无疑是巨大的遗憾。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叙说著述《后汉书》的宏大志向。这封信成了后人研究《后汉书》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已附入《后汉书》，弥补了《后汉书》无作者自序的缺憾。
《后汉书》的编纂始末及体例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从王莽至汉献帝近两百年的历史。缺“志”、缺“表”是《后汉书》的两个突出特点。范晔去世前，完成了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据载，他曾托付好友谢俨代写“十志”，可惜谢俨也因“谋逆罪”受到株连，他所续的“十志”也因此散佚。现在补入《后汉书》的是晋人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
范晔所处的南朝距离东汉亡国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他要编撰《后汉书》，就必须参考大量的史料，博采众长，超越前人。据清代王先谦等人考察，范晔之前，社会上流传的东汉史书至少有十八家，多达一千多卷，包括东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袁山松的《后汉书》等等。而这其中，官修史书《东观汉记》影响最大，曾是记述后汉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范晔以前人的史料为基础，经过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删众家之书而成一家之言。对于众家撰写的各种后汉史书，范晔都很不满意，甚至对《汉书》也存在一些看法；对自己撰写的《后汉书》却颇为得意。范晔的《后汉书》问世后，很快风行天下，致使曾经流行的后汉史书相形见绌、相继亡佚。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的无穷魅力。
范晔身上最可贵的精神是敢于突破常规，推陈出新。《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经典著作都是范晔面前的丰碑。范晔编撰史书，不可能完全割断传统，必定要有所借鉴，但东汉又有不同于前代的社会现实，所以范晔也不可能照搬既有模式。他虽然对班固的《汉书》有些看法，但认为班固创立的断代纪传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更适合于撰写东汉历史。而在史书体例的具体编排上，范晔针对东汉的时代特征多有创新，他改《外戚传》为《皇后纪》，又增设七个类传，即《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和《列女传》。
东汉时期，帝王短命，皇统屡绝，母后屡屡专权，皇后和外戚的地位空前提高。所以将《外戚传》升格为《皇后纪》，是东汉外戚势力极度膨胀的真实记录。
宦官同样是东汉的一股重要势力。宦官专权，气焰嚣张，
《后汉书》是南北朝时期偏安江南的宋朝官员、著名史学家范晔撰写的一部东汉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的编写体例，依然沿袭《汉书》的纪传体形式。由于范晔在撰写此书后期，以谋反罪名被杀，原计划撰写的十志，没有来得及完成，故整部《后汉书》只有《帝纪》，另外增加《皇后纪》，扩大了传记部分的内容，共计有八十列传。现在出版的《后汉书》中的《八志》，是在范晔之后，由梁朝史学家刘昭撷取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八志》，补缀进去的。译者在翻译《后汉书》时，仅翻译了范晔撰写的《后汉书》，没有翻译《八志》。
范晔和司马迁、班固一样，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大家，因此，《后汉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文辞俊美、典雅，很多句子采用四六骈体，读起来文采斐然。范晔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其传记中的很多人物描写，可以当作小说来看。译者在翻译时，也尽量抓住故事的叙事，努力还原人物的形象，譬如《班超传》的主人公投笔从戎，在西域建功立业，率领三十六位战士，“入虎穴”“得虎子”。班超在西域担任都护长达三十一年，年过七十才返回洛阳，在向继任都护任尚谏言时，班超说：“‘水至清则无大鱼，政苛查则难御众。’遇事宜取宽容，行事简易，宽恕小过，把握要点。”这些经验之谈可谓至理名言，也可见班超对时事的观察细致入微。其余人物传记，如《马援列传》《蔡邕列传》《孔融列传》等，人物形象也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范晔在《后汉书》中特别阐释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同时详细分析了官员治理地方的政策与民族矛盾间的密切关系，可谓鞭辟入里，可以当作后人对于历史兴亡的观察与借鉴。在《西羌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中，范晔详细叙述了民族矛盾的起因及其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巨大危害。东汉朝廷，在无休止的平叛过程中财政空虚，同时滋生了大批贪官污吏，吏治腐败，既而激起民变，出现黄巾军造反。加上朝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外臣入朝，祸乱朝纲，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天下分崩离析。对此，范晔做了详细的陈述与分析。
作者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出于士族家庭。其祖父范宁历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为东晋经学大家，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父亲范泰，官至中书侍郎，长于经学，富有文学才华。范晔自幼才气超人，酷爱读书，幼年即博览家中藏书，善于文辞，能作隶书，并通晓音律。
范晔恃才傲物，排斥流俗，桀骜不驯。他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却不爱附庸风雅，连至高无上的皇帝想听他演奏，他也不肯曲意逢迎。他文采飞扬，写过一篇绝妙的《和香方》，讥讽满朝权贵，得罪诸多同僚。
性格决定了他坎坷的人生。他先是投靠了权势强大的彭城王刘义康，进入仕途。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刘义康母亲彭城太妃去世，百官云集王府，共同哀悼，而当天夜里，范晔却和朋友开怀畅饮，酒酣之时，竟忘乎所以地打开窗子，让凉风送来挽歌，纵情玩乐。刘义康得知此事，怒火中烧，立刻把他贬到远离都城数百里的宣城去当太守。
范晔仕途遭遇挫折，备受打击，却激发起著述《后汉书》的强烈愿望，将心血倾注于这部历史巨著。几年后，刘义康离开中央政权，范晔被召回，能参与朝中机要。当时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光，阴谋发动政变，拥立刘义康为帝。范晔知其谋而未检举，为人告发，被认定为首谋而惨遭诛杀。
范晔入狱后，《后汉书》还未完稿，这无疑是巨大的遗憾。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叙说著述《后汉书》的宏大志向。这封信成了后人研究《后汉书》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已附入《后汉书》，弥补了《后汉书》无作者自序的缺憾。
《后汉书》的编纂始末及体例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从王莽至汉献帝近两百年的历史。缺“志”、缺“表”是《后汉书》的两个突出特点。范晔去世前，完成了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据载，他曾托付好友谢俨代写“十志”，可惜谢俨也因“谋逆罪”受到株连，他所续的“十志”也因此散佚。现在补入《后汉书》的是晋人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
范晔所处的南朝距离东汉亡国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他要编撰《后汉书》，就必须参考大量的史料，博采众长，超越前人。据清代王先谦等人考察，范晔之前，社会上流传的东汉史书至少有十八家，多达一千多卷，包括东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袁山松的《后汉书》等等。而这其中，官修史书《东观汉记》影响最大，曾是记述后汉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范晔以前人的史料为基础，经过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删众家之书而成一家之言。对于众家撰写的各种后汉史书，范晔都很不满意，甚至对《汉书》也存在一些看法；对自己撰写的《后汉书》却颇为得意。范晔的《后汉书》问世后，很快风行天下，致使曾经流行的后汉史书相形见绌、相继亡佚。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的无穷魅力。
范晔身上最可贵的精神是敢于突破常规，推陈出新。《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经典著作都是范晔面前的丰碑。范晔编撰史书，不可能完全割断传统，必定要有所借鉴，但东汉又有不同于前代的社会现实，所以范晔也不可能照搬既有模式。他虽然对班固的《汉书》有些看法，但认为班固创立的断代纪传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更适合于撰写东汉历史。而在史书体例的具体编排上，范晔针对东汉的时代特征多有创新，他改《外戚传》为《皇后纪》，又增设七个类传，即《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和《列女传》。
东汉时期，帝王短命，皇统屡绝，母后屡屡专权，皇后和外戚的地位空前提高。所以将《外戚传》升格为《皇后纪》，是东汉外戚势力极度膨胀的真实记录。
宦官同样是东汉的一股重要势力。宦官专权，气焰嚣张，欺掠百姓，无恶不作，于是就形成了反对宦官的阵营，其中一些官僚士大夫组成各自的集团，抨击黑暗势力。宦官遭到巨大威胁，便诬告这些人结党，残害了大批忠良，还对他们进行免官禁锢。东汉时，反对宦官的激烈斗争从未平息过。《宦者列传》和《党锢列传》记载了这两股互相对立和消长的重要势力。
《文苑列传》记录了东汉的文学名士，改变了传统史书“重德轻文”的倾向，是文学独立的客观反映。《独行列传》记录了一批特立独行者的生动形象，其中有超凡脱俗的人物，也有一些怪异的言行，有人为了标榜名节、沽名钓誉，便想方设法寻求进入仕途的捷径，这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逸民列传》同样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隐士。一些人为追求理想、躲避现实而隐居；而另一些隐而待仕的假隐士，也备受东汉帝王的优待；从中可见东汉盛行的隐逸之风。
范晔单立《列女传》，体现了他对妇女的尊重，塑造了许多“才行高秀”的妇女形象，歌颂了许多史书忽视的巾帼豪杰。他不纯粹以贞操来衡量妇女的优劣，这是十分可贵的。《方术列传》记载东汉医学技术和谶纬神学。一些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民间医士值得称道，而另一些占卜算命、故作神秘的人物则显得十分可笑。东汉十分流行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连圣明的光武帝也对之深信不疑。所以天文占卜总把各种重大政事与谶文、天相联系起来，以显示“上合天意”的合理性。
总之，范晔的《后汉书》在体例的安排上井然有序，颇费心思，能客观生动地反映东汉的社会现实。其中既有许多以类相从的类传，也有许多打破时间顺序，把生平相类、行事近似的人写在一起的合传。通过这些安排，五百多个人物传记眉目清晰、详略得当，历史情节有序铺展、恢宏壮阔，叙述情事周密而有创新，引人入胜。
《后汉书》的史学特色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后汉书》的史学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它客观地再现了东汉的兴衰史，记录了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东汉许多名士的精彩论述通过《后汉书》得以保存。如《仲长统列传》附载其《昌言》中的《理乱》等三篇，《张衡列传》附载其《客问》《陈事疏》《请禁图谶疏》，《左雄列传》附载其《陈政事疏》，《蔡邕列传》附载其《释海》等。这些论述记录了东汉人对社会现实的针砭与剖析，是后人研究东汉社会的重要史料，由于东汉的许多史料均已亡佚，所以《后汉书》的这些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范晔对各类人物都寄托了鲜明的爱憎情感，能够将宏阔繁复的历史事件涵盖在各类人物传记之中。他的史书虽也无法超越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封建史观，但对于昏庸的帝王、腐朽无能的高官，他不愿多费笔墨，而是利用有限的篇幅对他们的丑恶嘴脸进行无情的揭露。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昏庸无能的汉章帝、汉桓帝、汉献帝，“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的樊英，还有明哲保身、官运亨通的封建老官僚胡广。而对于横行霸道、道德沦丧、阴险狠毒的外戚、宦官这两股巨大恶势力，范晔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窦宪、董卓等人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范晔把他们的残暴、贪婪、荒淫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对这些罪孽深重的恶人恨之入骨。而那些反对宦官而遭到禁锢的名士则得到范晔的深切同情和大力支持。他的《党锢列传》将当时最为世人推崇的“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于篇”（《党锢列传序》）。他笔下的李膺、范滂等名士，刚正不阿，不畏权势，身处逆境却战斗不息，形象十分丰满感人。而对于那些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却有着崇高气节的独行者和真隐士，范晔也是十分尊重的。
总之，作为一名史学家，范晔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书写历史，使其创作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他直言不讳，敢于突破许多传统观念，逆流而上。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客观地再现了光武帝的对立面、失败者隗嚣的英雄气概与不凡的魅力，显示了其高远的历史眼光。
当然，范晔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与封建思想的束缚，虽然他基本不信鬼神，但他的《方术列传》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虚无缥缈的神仙，《范式列传》中张元伯死后托梦范式，无中生有。他的《列女传》虽为女性争取到一席之地，但在史学家班昭的传记中，又烦琐地罗列了束缚妇女的《女诫》七篇。他将名医华佗归入《方术列传》，将蔡伦置于《宦者列传》，似乎与这些人物的突出贡献不相适应。他对农民军怀有偏见，对于赤眉军这样的重要起义军也只是在《刘盆子列传》中附带介绍，称农民军为“贼”、“寇”。不过，这些局限与他的开创之功相比，可谓瑕不掩瑜，不影响《后汉书》成为一部史学巨著。
《后汉书》的文学成就
《后汉书》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纪传中的诸多篇目都可当作文学佳作来欣赏。因为范晔“善为文章”，又有丰富的资料供他参考，所以整部《后汉书》既有恢宏的气势，又极其精美深邃，使记录东汉历史的其他各种史书黯然失色。
范晔塑造人物时，能够十分敏锐地捕捉不同人物的特征，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把纷繁复杂的史实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来。《光武帝纪》是全书中篇幅最长的作品，范晔通过对光武帝的描写，详细地追溯了他打天下建立东汉王朝及夺取政权后整治江山的重要历史，整篇作品条理清晰，虽涉及众多的历史人物与重要史实，却井然有序，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范晔还特别擅长细节描写，纪传作品引人入胜，毫不枯燥。他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大树将军”冯异独屏树下的深沉（《冯异列传》）、公孙述的妄自尊大与光武帝的宽容大度（《马援列传》）、华佗的神奇医术（《华佗列传》）、严光的狂放不羁（《严光列传》）。他所叙写的一些史实可能是不合实际的传说，但在史书中却也显得合情合理。比如《董卓列传》中写到董卓死后，人们烧掉他的尸体：“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一个人再胖，他的脂肪也不够烧几天，但在范晔的笔下，董卓肚脐上的火居然能点上几天，实在不可思议，但这一细节却十分准确地传达出人们在除掉董卓这样罪孽深重的大恶人之后畅快至极的心情。
范晔的“序”“论”部分也有许多辞采精美的骈文佳作。他以骈偶的形式发表自己对人与事的精辟见解，后代的评论家认为他的论赞比《史记》《汉书》更加出色，几近完美，标志着骈文形式进入成熟阶段。《后汉书》还辑录了东汉文学名士的著名诗赋与文章，如班固的《两都赋》《典引》、杜笃的《论都赋》、傅毅的《迪志诗》等等，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东汉名噪一时，因《后汉书》得以流传，成为后世研究东汉文学的宝贵资料。
范晔和司马迁、班固一样，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大家，因此，《后汉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文辞俊美、典雅，很多句子采用四六骈体，读起来文采斐然。范晔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其传记中的很多人物描写，可以当作小说来看。译者在翻译时，也尽量抓住故事的叙事，努力还原人物的形象，譬如《班超传》的主人公投笔从戎，在西域建功立业，率领三十六位战士，“入虎穴”“得虎子”。班超在西域担任都护长达三十一年，年过七十才返回洛阳，在向继任都护任尚谏言时，班超说：“‘水至清则无大鱼，政苛查则难御众。’遇事宜取宽容，行事简易，宽恕小过，把握要点。”这些经验之谈可谓至理名言，也可见班超对时事的观察细致入微。其余人物传记，如《马援列传》《蔡邕列传》《孔融列传》等，人物形象也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范晔在《后汉书》中特别阐释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同时详细分析了官员治理地方的政策与民族矛盾间的密切关系，可谓鞭辟入里，可以当作后人对于历史兴亡的观察与借鉴。在《西羌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中，范晔详细叙述了民族矛盾的起因及其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巨大危害。东汉朝廷，在无休止的平叛过程中财政空虚，同时滋生了大批贪官污吏，吏治腐败，既而激起民变，出现黄巾军造反。加上朝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外臣入朝，祸乱朝纲，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天下分崩离析。对此，范晔做了详细的陈述与分析。
作者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出于士族家庭。其祖父范宁历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为东晋经学大家，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父亲范泰，官至中书侍郎，长于经学，富有文学才华。范晔自幼才气超人，酷爱读书，幼年即博览家中藏书，善于文辞，能作隶书，并通晓音律。
范晔恃才傲物，排斥流俗，桀骜不驯。他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却不爱附庸风雅，连至高无上的皇帝想听他演奏，他也不肯曲意逢迎。他文采飞扬，写过一篇绝妙的《和香方》，讥讽满朝权贵，得罪诸多同僚。
性格决定了他坎坷的人生。他先是投靠了权势强大的彭城王刘义康，进入仕途。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刘义康母亲彭城太妃去世，百官云集王府，共同哀悼，而当天夜里，范晔却和朋友开怀畅饮，酒酣之时，竟忘乎所以地打开窗子，让凉风送来挽歌，纵情玩乐。刘义康得知此事，怒火中烧，立刻把他贬到远离都城数百里的宣城去当太守。
范晔仕途遭遇挫折，备受打击，却激发起著述《后汉书》的强烈愿望，将心血倾注于这部历史巨著。几年后，刘义康离开中央政权，范晔被召回，能参与朝中机要。当时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光，阴谋发动政变，拥立刘义康为帝。范晔知其谋而未检举，为人告发，被认定为首谋而惨遭诛杀。
范晔入狱后，《后汉书》还未完稿，这无疑是巨大的遗憾。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叙说著述《后汉书》的宏大志向。这封信成了后人研究《后汉书》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已附入《后汉书》，弥补了《后汉书》无作者自序的缺憾。
《后汉书》的编纂始末及体例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从王莽至汉献帝近两百年的历史。缺“志”、缺“表”是《后汉书》的两个突出特点。范晔去世前，完成了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据载，他曾托付好友谢俨代写“十志”，可惜谢俨也因“谋逆罪”受到株连，他所续的“十志”也因此散佚。现在补入《后汉书》的是晋人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
范晔所处的南朝距离东汉亡国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他要编撰《后汉书》，就必须参考大量的史料，博采众长，超越前人。据清代王先谦等人考察，范晔之前，社会上流传的东汉史书至少有十八家，多达一千多卷，包括东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袁山松的《后汉书》等等。而这其中，官修史书《东观汉记》影响最大，曾是记述后汉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范晔以前人的史料为基础，经过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删众家之书而成一家之言。对于众家撰写的各种后汉史书，范晔都很不满意，甚至对《汉书》也存在一些看法；对自己撰写的《后汉书》却颇为得意。范晔的《后汉书》问世后，很快风行天下，致使曾经流行的后汉史书相形见绌、相继亡佚。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的无穷魅力。
范晔身上最可贵的精神是敢于突破常规，推陈出新。《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经典著作都是范晔面前的丰碑。范晔编撰史书，不可能完全割断传统，必定要有所借鉴，但东汉又有不同于前代的社会现实，所以范晔也不可能照搬既有模式。他虽然对班固的《汉书》有些看法，但认为班固创立的断代纪传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更适合于撰写东汉历史。而在史书体例的具体编排上，范晔针对东汉的时代特征多有创新，他改《外戚传》为《皇后纪》，又增设七个类传，即《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和《列女传》。
东汉时期，帝王短命，皇统屡绝，母后屡屡专权，皇后和外戚的地位空前提高。所以将《外戚传》升格为《皇后纪》，是东汉外戚势力极度膨胀的真实记录。
宦官同样是东汉的一股重要势力。宦官专权，气焰嚣张，欺掠百姓，无恶不作，于是就形成了反对宦官的阵营，其中一些官僚士大夫组成各自的集团，抨击黑暗势力。宦官遭到巨大威胁，便诬告这些人结党，残害了大批忠良，还对他们进行免官禁锢。东汉时，反对宦官的激烈斗争从未平息过。《宦者列传》和《党锢列传》记载了这两股互相对立和消长的重要势力。
《文苑列传》记录了东汉的文学名士，改变了传统史书“重德轻文”的倾向，是文学独立的客观反映。《独行列传》记录了一批特立独行者的生动形象，其中有超凡脱俗的人物，也有一些怪异的言行，有人为了标榜名节、沽名钓誉，便想方设法寻求进入仕途的捷径，这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逸民列传》同样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隐士。一些人为追求理想、躲避现实而隐居；而另一些隐而待仕的假隐士，也备受东汉帝王的优待；从中可见东汉盛行的隐逸之风。
范晔单立《列女传》，体现了他对妇女的尊重，塑造了许多“才行高秀”的妇女形象，歌颂了许多史书忽视的巾帼豪杰。他不纯粹以贞操来衡量妇女的优劣，这是十分可贵的。《方术列传》记载东汉医学技术和谶纬神学。一些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民间医士值得称道，而另一些占卜算命、故作神秘的人物则显得十分可笑。东汉十分流行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连圣明的光武帝也对之深信不疑。所以天文占卜总把各种重大政事与谶文、天相联系起来，以显示“上合天意”的合理性。
总之，范晔的《后汉书》在体例的安排上井然有序，颇费心思，能客观生动地反映东汉的社会现实。其中既有许多以类相从的类传，也有许多打破时间顺序，把生平相类、行事近似的人写在一起的合传。通过这些安排，五百多个人物传记眉目清晰、详略得当，历史情节有序铺展、恢宏壮阔，叙述情事周密而有创新，引人入胜。
《后汉书》的史学特色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后汉书》的史学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它客观地再现了东汉的兴衰史，记录了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东汉许多名士的精彩论述通过《后汉书》得以保存。如《仲长统列传》附载其《昌言》中的《理乱》等三篇，《张衡列传》附载其《客问》《陈事疏》《请禁图谶疏》，《左雄列传》附载其《陈政事疏》，《蔡邕列传》附载其《释海》等。这些论述记录了东汉人对社会现实的针砭与剖析，是后人研究东汉社会的重要史料，由于东汉的许多史料均已亡佚，所以《后汉书》的这些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范晔对各类人物都寄托了鲜明的爱憎情感，能够将宏阔繁复的历史事件涵盖在各类人物传记之中。他的史书虽也无法超越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封建史观，但对于昏庸的帝王、腐朽无能的高官，他不愿多费笔墨，而是利用有限的篇幅对他们的丑恶嘴脸进行无情的揭露。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昏庸无能的汉章帝、汉桓帝、汉献帝，“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的樊英，还有明哲保身、官运亨通的封建老官僚胡广。而对于横行霸道、道德沦丧、阴险狠毒的外戚、宦官这两股巨大恶势力，范晔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窦宪、董卓等人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范晔把他们的残暴、贪婪、荒淫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对这些罪孽深重的恶人恨之入骨。而那些反对宦官而遭到禁锢的名士则得到范晔的深切同情和大力支持。他的《党锢列传》将当时最为世人推崇的“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于篇”（《党锢列传序》）。他笔下的李膺、范滂等名士，刚正不阿，不畏权势，身处逆境却战斗不息，形象十分丰满感人。而对于那些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却有着崇高气节的独行者和真隐士，范晔也是十分尊重的。
总之，作为一名史学家，范晔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书写历史，使其创作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他直言不讳，敢于突破许多传统观念，逆流而上。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客观地再现了光武帝的对立面、失败者隗嚣的英雄气概与不凡的魅力，显示了其高远的历史眼光。
当然，范晔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与封建思想的束缚，虽然他基本不信鬼神，但他的《方术列传》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虚无缥缈的神仙，《范式列传》中张元伯死后托梦范式，无中生有。他的《列女传》虽为女性争取到一席之地，但在史学家班昭的传记中，又烦琐地罗列了束缚妇女的《女诫》七篇。他将名医华佗归入《方术列传》，将蔡伦置于《宦者列传》，似乎与这些人物的突出贡献不相适应。他对农民军怀有偏见，对于赤眉军这样的重要起义军也只是在《刘盆子列传》中附带介绍，称农民军为“贼”、“寇”。不过，这些局限与他的开创之功相比，可谓瑕不掩瑜，不影响《后汉书》成为一部史学巨著。
《后汉书》的文学成就
《后汉书》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纪传中的诸多篇目都可当作文学佳作来欣赏。因为范晔“善为文章”，又有丰富的资料供他参考，所以整部《后汉书》既有恢宏的气势，又极其精美深邃，使记录东汉历史的其他各种史书黯然失色。
范晔塑造人物时，能够十分敏锐地捕捉不同人物的特征，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把纷繁复杂的史实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来。《光武帝纪》是全书中篇幅最长的作品，范晔通过对光武帝的描写，详细地追溯了他打天下建立东汉王朝及夺取政权后整治江山的重要历史，整篇作品条理清晰，虽涉及众多的历史人物与重要史实，却井然有序，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范晔还特别擅长细节描写，纪传作品引人入胜，毫不枯燥。他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大树将军”冯异独屏树下的深沉（《冯异列传》）、公孙述的妄自尊大与光武帝的宽容大度（《马援列传》）、华佗的神奇医术（《华佗列传》）、严光的狂放不羁（《严光列传》）。他所叙写的一些史实可能是不合实际的传说，但在史书中却也显得合情合理。比如《董卓列传》中写到董卓死后，人们烧掉他的尸体：“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一个人再胖，他的脂肪也不够烧几天，但在范晔的笔下，董卓肚脐上的火居然能点上几天，实在不可思议，但这一细节却十分准确地传达出人们在除掉董卓这样罪孽深重的大恶人之后畅快至极的心情。
范晔的“序”“论”部分也有许多辞采精美的骈文佳作。他以骈偶的形式发表自己对人与事的精辟见解，后代的评论家认为他的论赞比《史记》《汉书》更加出色，几近完美，标志着骈文形式进入成熟阶段。《后汉书》还辑录了东汉文学名士的著名诗赋与文章，如班固的《两都赋》《典引》、杜笃的《论都赋》、傅毅的《迪志诗》等等，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东汉名噪一时，因《后汉书》得以流传，成为后世研究东汉文学的宝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