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翻译】

凡是国土广大君主尊贵的，从来没有不是法制严厉而可以达到在天下令行禁止的。所以君主划分爵位，制定俸禄，法制必定严厉而苛刻。国家得到治理，民众就会安宁；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则不符合事情的实际。况且拼命卖力，是民众所具有的，按人之常情没有不是想用拼命卖力去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的喜好和厌恶，是君主能够加以控制的，民众喜好的是利禄，厌恶的是刑罚。君主把握民众好利恶害的心理来驾驭民众的力量，和实际情况不应该有什么差错了，然而法禁松弛政事有过失，是由于赏罚不得当。君主治理民众不掌握法制而使他们去恶从善，像这样，那就等于没有法制了。

所以决定国家是治还是乱的道理，应把致力于区分刑、赏的界限作为最迫切的任务。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一个没有法制，然而有的起作用，有的名存实亡；名存实亡，是因为没有掌握刑赏界限的缘故。治理国家的人，他的刑、赏没有不确定界限的；有的人用不同的标准作为界限，不能说是界限；至于明察的君主所确立的界限，是按照唯一的法制来划界的。因此民众都尊重法制而畏惧禁令，希望不要犯法判罪而不敢期待奖赏。所以说：不用等到用刑奖赏，民众就已努力做事了。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首要的任务。这是为什么？因为禁奸的法律与人之常情相通，关系到治国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察觉的奸邪行为的方法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务必使民众互相窥探彼此的情况。然而使民众互相窥探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就是：同里的人犯罪，互相牵连受罚罢了。禁令倘若牵连到自己，从情理上讲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别人犯罪，自己受到连坐。有奸邪想法的人不让他们隐蔽起来，因为监视的人很多。这样，民众自己小心谨慎，对别人加以监视，告发坏人的隐密。告发奸邪者的人免罪受赏，有奸邪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罚。这样，各种各样的坏人就被揭发出来。连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生，是由于私人告密和实行连坐所起的作用。

最高明的治国原则是，依靠法术而不依靠个人。所以有统治术的国家，不根据个人的声誉而用人，国家就会无敌天下，国内也一定会太平安宁，这是因为使用了法术。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兵在自己领土上公然横行，不能防御和制止，是由于任用个人而不运用法术的缘故。自己放任别人攻打自己，是因为只依靠个人；有力量进攻别国，是因为推行法术。所以，有治国方术的国家，要去除空谈而运用法制。

凡是表面符合论功行赏条例而又是不正当的功劳，难以知晓；那些被辞令掩饰的错误，难以发现；所以刑罚和奖赏就被这些表里不一的情况所迷惑了。所谓依照论功行赏的条例而难以识别的功劳，是奸邪的功劳；臣下那些难以发现的过错，就是错误的根源。依照常理则不能发现奸邪的功劳，只以常情来衡量，就看不出奸邪的根源，这样奖赏和刑罚这两件大事怎么能不都发生差错呢？因此，有虚假功劳的人在国内获取了名声，游说之士在国外为自己谋划，所以愚、怯、勇、慧四种人互相勾结，用虚伪无用的学说来迎合世俗，取悦于社会。所以这些国家的法制不执行，刑罚不施加给罪人。这样，刑罚和奖赏怎么会不发生不一致的情况呢？事实本来是有所表现的，但按照常理考察却失去了应有的度量，度量的失误，并不是法制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法制虽已制定，却又去依靠个人的智慧。放弃法治而依靠个人的智慧，接受职事的官吏怎能得到要领呢？办事的要领与事情的实际不相称，法治怎么会不出现过失而刑罚又怎能不烦乱呢？因此，奖赏和刑罚受到干扰，出现混乱，治国之道发生错误，这是由于刑赏界限不分明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