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术，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括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㨽（pì）痤则寖益。剔首、㨽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翻译】

当今世上最显赫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学说达到最高成就的人是孔丘。墨家学说达到最高成就的人是墨翟。自从孔丘死后，儒家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等各流派。自从墨子死后，墨家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等各流派。所以孔丘、墨翟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不相同，但都自称得孔、墨的真传，孔丘、墨翟不能复活，让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都称赞尧、舜，但他们对尧、舜的取舍不一样，可都自认为得尧、舜的真传，尧、舜不能复活，让谁来判定儒、墨两家学说哪一家是得尧、舜之道的真传呢？殷、周之际离现在七百多年，虞、夏之际离现在两千多年，尚且不能判定儒家和墨家两个学派所说的真实性；更何况现在还想弄清三千多年前的尧、舜之道，想来是不可能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绝对判断，那是愚蠢；不能判定正确与否就引为依据，那是欺骗。所以，那种公然宣称依据先王之道，绝对地肯定尧、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骗。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英明的君主是不接受的。

墨家的丧葬思想是，冬天死了人就用冬天的服装，夏天死了人就用夏天的服装。用三寸厚的桐木板做棺材，守孝三个月，当代的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因而礼遇他们。儒家提倡倾家荡产办丧事，守孝三年，要极度悲哀以致损坏了身体，靠扶着拐杖才能行走，当代的君主认为这是孝道，因而礼遇他们。那么，肯定墨子的节俭，就要否定孔子的奢侈；肯定孔子的孝道，就要否定墨子的不孝。现在孝与不孝、奢侈与节俭全都包含在儒、墨两家学说里，君主却同样地优待他们。漆雕氏主张，与人争斗时脸上不露出屈服的表情，眼睛不露出回避的神色，行为不正，对奴仆也要避让，行为正直，对诸侯也敢当面斥责，当代的君主以为正直而敬重他。宋荣子主张，不和别人争斗，不向仇人报复，关进监狱不感到羞愧，被人欺侮不以为耻辱，当代的君主以为宽宏大量而敬重他。那么，肯定漆雕氏的正直，就要否定宋荣子的宽恕；肯定宋荣子的宽恕，就要否定漆雕氏的凶暴。现在宽宏大量、正直、宽恕、凶暴全都包含在这两个人的学说中，君主却同样地优待他们。从愚蠢欺骗的学说到杂乱矛盾的言词争论不休，而君主都听信了，所以天下的士人，言论没有固定的宗旨，行为没有一定的准则。冰和炭不能长久地放在同一个容器里，寒天和暑天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矛盾的学说不能同时并存而用来治理国家。现在的君主同时听取那些杂乱的学说和行为荒谬人的互相矛盾的言辞，国家怎么能不乱呢？君主听言、行事是这个样子，他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必然如此了。

当代的学者谈论治理国家的事情，多数人都说：“把土地分给贫穷的人，充实他们匮乏的资财。”现在有的人和别人的情况差不多，又没有丰年的收获和其他收入的利益而独能自给自足，这不是由于勤劳就是由于节俭。还有的人和别人的情况相类似，又没有遇到荒年、久病、灾难、犯罪等灾殃，而唯独他受穷受苦，那不是由于奢侈，就是由于懒惰。奢侈懒惰的人贫穷，勤劳节俭的人富裕。现在君主向富人征收财物施舍给穷人，这是剥夺勤劳节俭人的东西而给予奢侈懒惰的人，这样，要想求得民众努力耕作和省吃俭用，是不可能的。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他认为，不进入危险的城里，不到军队里参战，不肯为了天下的大利而换取他小腿上的一根毫毛，这些都是合理的行为，当世君主一定会听从并敬重他，推崇他的智慧，称赞他的行为，认为他是轻视物质利益而看重自己生命的人。君主之所以拿出肥沃的田地和高大的住宅，设置爵位和俸禄，是用来换取民众的出力卖命。现在的君主推尊敬重那些轻视财物重视生命的人，这样要想求得民众看重君主的事业，愿意拼命去干，那是不可能的。有人收藏图书，学习辩术，钻研文献典籍而高谈阔论，当代君主必定听信并尊重他，说：“敬重贤士，正是先王的原则。”官吏租收赋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所供养的却是不劳而食的学士。种田的人负担沉重的赋税，不劳而食的学士却得到丰厚的奖赏，这样，要想求得民众辛勤劳作，少说空话，那是不可能的。讲究气节，炫耀高明，坚持操守而不容侵犯，一听到怨恨自己的话，马上拔剑追赶上去，当代君主必定听信并尊重他，以为这是爱惜自己名声的人。士兵在战场上杀敌的功劳没有奖赏，而那些为私家争斗的勇士却得到荣誉和地位，这样，要想求得民众努力作战抗敌，不去为私利而争斗，那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供养儒生和侠客，危难到来时却要用战士去打仗。所供养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养的人，这就是发生祸乱的原因。再说，君主听取学士的意见，如果认为他讲得对，就应在官府公布并且任用他；如果认为他讲得不对，就应辞退他，不让他的主张露头。现在认为正确的，没有在官府里公布；认为错误的，也没有在这种主张露头时加以禁止。正确的不运用，错误的不禁止，这是国家发生祸乱以至灭亡的道路。

澹台子羽，有君子的仪表，孔丘以为他像君子而选中他作弟子，和他相处久了就发现他的品行和相貌不相称。宰予的言辞，高雅而有文采。孔丘看中他收他作弟子，和他相处久了就发现他的智慧不及他的口才。所以孔丘说：“以仪表取人，在子羽身上出了差错；以口才取人，在宰予身上出了差错。”所以像孔丘这样的智慧，还发出看人不符合实际的感叹。现在新出现的辩说之辞大大超过了宰予的辩说之辞，而当代的君主听这些辩辞比孔丘还要糊涂，因为喜欢他们的言论，就去任用他们，那么怎能没有失误呢？所以魏国听信了孟卯的夸夸其谈，就造成华下兵败的祸患；赵国听信了赵括的纸上谈兵，就带来了长平兵败的灾祸。这两件事情，都是听信辩说之辞所铸成的过失。仅看锻炼时掺锡多少和烧色如何，就是区冶也不能判定剑的好坏；用剑到水上去砍杀鹄和雁，到陆地上去劈斩大小马匹，就是奴仆也不会弄错剑的利钝。只是掰开马口看牙齿，审视马的外表，就是伯乐也无法判定马的优劣；把马套在车上奔跑，一直看着它跑到路途的终点，就是奴仆也不会搞错马的好坏。只看容貌和服饰，只听言谈和辩辞，就是孔子也不能据此判定一个士人的能力大小；通过担任官职来试用他，考查他的功绩，那么，就是一个平庸的人也能分得清他是愚笨还是聪明。所以英明君主任用的官吏，宰相必定是从下层官吏中提拔上来的，猛将必定是从士兵队伍中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一定给予奖赏，那么爵位越高俸禄越厚就越能使人们受到鼓励；要逐级提升官职，那么官职越大职责就越大，就越能把政事管理好。爵位高，俸禄厚，各种官吏都会尽职尽责，这就是称王天下的原则。

不能种庄稼的石头地，即使有一千里，也不能说是富饶；用木头或陶泥做的俑人，纵然有一百万个，也不能说是强大。石头地并非不广大，俑人数量并非不多，之所以不能说是富饶和强大，是因为石头地不生产粮食，俑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现在的商官和从事技艺活动的人也都不耕而食，这样土地得不到开垦，也就和石头地一样了。儒生和侠客没有军功，却能得到显贵和荣耀，那么民众就不听从使唤，就跟俑人一样了。只知道把石头地和俑人看作祸害，而不懂得商官、儒生和侠客就像不能耕种的地和不听使唤的人一样也是祸害，那就是不懂得事情的类似性。

所以国力相当的国家的君主虽然喜欢我们的道义，但我们无法让他们进贡称臣；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必定能使他们拿着礼物来朝拜。因此力量强大，别人就来朝拜，力量弱小，就要朝见别人，所以英明的君主致力于增强自己的力量。在管教严厉的家庭中没有凶悍的奴仆，而在慈母溺爱下却有败家子。我由此知道威严的权势可以禁止暴行，而深厚的恩德却不能制止祸乱。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是依靠人们自觉地替自己做好事，而是要使他们不得为非作歹。依靠人们自觉地替自己做好事，全国数不到十个这样的人；而使人们不得为非作歹，就能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要采用对多数人有效的方法而放弃只对少数人有效的措施，所以不应致力于德治而应致力于法治。假如一定要用自然生长得直的竹杆做箭杆，那就一百代也没有箭了；假如一定要用自然生长得圆的木材做车轮，那就一千代也没有车轮了。自然生长得直的竹杆，自然生长得圆的木材，一百代没有一棵，然而世上的人们都有车子可坐有箭射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用工具矫正自然物的方法已被人们所采用。即使有不依靠工具矫正而自然直的竹杆和自然圆的木材，但技艺高明的工匠不看重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坐车的并不是一个人，射箭的也不是只发一支箭。不依靠奖赏和惩罚而自觉做好事的人，英明的君主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法令不可以抛弃，而所要治理的又不只是一个人。所以掌握了统治方法的君主，不追求少数人的偶然行善，而要推行必然实行的治国之道。

现在有人对人说：“我能使你必定聪明、长寿”，那么世人一定认为这是骗人的话。聪明，是生来的天性；寿命，是自然命定的。性和命，不是从别人那里学得来的，用人们做不到的事去讨好别人，这就是世人所以说他是欺骗的原因。对人说这事（使你一定聪明、长寿）做不到，就是明白告诉人们，说明人们的本性就是如此。用仁义来教人，就是利用聪明与长寿来劝说人一样，有法度的君主是不接受的。所以赞扬毛啬、西施的美貌，对自己的脸面并没有什么益处；只有使用脂膏、花粉、黛墨化妆打扮，就会比原来的容颜加倍美丽。谈论先王的仁义，无助于治理国家；只要明确自己国家的法度，坚决实行赏罚措施，这也就好比是使国家富强的“脂泽粉黛”了。因此英明的君主看重对他治国有帮助的东西，而轻视对先王的颂扬，所以不讲什么仁义。

如今的巫祝为人祝福说：“让你长生千年万年。”只听见长生千年万年的声音在身边喋喋不休，可是连使人延长一天寿命的效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所以轻视巫祝的原因。当代儒生游说君主，不谈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而谈论过去的治国功绩；不审察官府法令方面的事情，不考察奸邪方面的情况，而都去称道远古流传的美谈，赞誉先王成就的功业。儒家吹嘘说：“听我的话，就可以称王称霸。”这是游说者中的巫祝，有法度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所以英明的君主做实事，去掉无用的东西，不谈仁义道德方面的事，不听信学者的话。

现在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假如需要得民心才能治理好国家，那么，像伊尹、管仲这样的人才也没有什么用场了，只要听凭民众的意愿就可以了。民众的智力不可采用，就像婴儿的心理一样。婴儿不剃头发就会肚子疼，不给疖子开刀病状就会逐渐加重。剃头发或给疖子开刀时，一定需要有一个人抱住婴儿，通常由慈母做这件事，可是婴儿还是会不停地啼哭呼喊，因为婴儿不懂得遭受一点小痛苦就会得到解除痛苦的大利。现在的君主急于开荒种田以增加民众的财产，而民众却认为君主太严酷了；修订刑法、加重处罚，本来是为了禁止邪恶，而民众却认为君主太严厉了；征收钱粮，用来充实国家仓库，将用于救济灾荒、准备军队给养，而民众却认为君主太贪婪；国内的人都必须知道要武装起来而没有私下逃避兵役时，同心协力奋勇战斗，擒获俘虏，而民众却认为君主暴虐。以上四种举措，都是为了使国家得到治理、民众生活安定，然而民众却不知道高兴。君主要寻找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智慧不足以效法和使用。从前大禹疏通江河，民众却堆积瓦石加以阻挡；子产开垦田地种桑养蚕，郑国人却恶意咒骂他。禹为天下人谋利，子产关怀郑国人，都因此遭到诽谤，民众的智慧不足以使用也就很清楚了。因此，君主选拔人才要寻求贤能而有智慧的人，处理政事而希望迎合民众，这都是祸乱的根源，是不可以用来治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