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内容：中国新音乐的启蒙和发展
代表人物：李叔同、萧友梅、黎锦晖、聂耳
经典曲目：《革命军》、《星空》、《毕业歌》、《梅娘曲》
新音乐的产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最为重要的事件，它是在祖国母亲的阵痛中产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最后终于长成的一棵参天大树。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音乐又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中国新音乐的启蒙阶段以学堂乐歌为主。所谓学堂乐歌，是指清末民初的新式学校音乐课（乐歌课）中所教唱的歌曲。1898年，清朝实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建立新式学校，并开设乐歌课。在此之后的几年中，乐歌课在新式学堂中渐渐地得到了普及，形成了一种学校音乐文化。
早期学堂乐歌受日本影响很深，这与最早一批编写学堂乐歌的音乐家大多留学于日本有关，如沈心工、李叔同、曾志等。学堂乐歌主要源于日本军歌或进行曲。如《十八省地理历史》引用日本军歌《日本海军》（小山作之助作曲）的曲调；学堂乐歌《军事教育》引用日本军歌《我陆军》（伊泽修二作曲）的曲调；《革命军》引用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奥好义作曲）的曲调。这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堂乐歌的作者迫切希望能以乐歌来宣扬“富国强兵”的愿望。此外还有部分学堂乐歌选自欧美的流行歌调，如《春游》（吴怀疚作词）引用了美国歌曲《一泓泉水》（梅森作曲）的曲调；《送别》（李叔同作词）引用了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奥德威作曲）的曲调等。
任何革新都是以极端的反传统作为开始的，新音乐也不例外。在编写学堂乐歌的风潮中，只有极少数的学堂乐歌是利用中国传统的曲调填词，如李叔同编写的《无衣》、《菩萨蛮》、《喝火令》、《柳叶儿》、《武陵花》等。客观地说，这些舒缓抒情的歌曲的确不太适合学生们集体诵唱，也达不到鼓舞士气的效果。不过后来渐渐出现了一些根据民歌和城市小调填词，比较短小活泼、贴近现实的学堂乐歌，如《苏武牧羊》、《木兰辞》、《满江红》等。
除采取“选曲填词”的方式编写学堂乐歌之外，还有少数音乐家尝试着自创曲调。例如沈心工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有《黄河》、《采莲曲》、《革命必先革人心》、《军人的枪弹》等；李叔同作词作曲的作品则有《春游》（三部合唱）、《留别》（二部合唱）、《早秋》等。这些创作歌曲既包含有西方的因素，也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因素，反映了中西方两种音乐文化的相互渗透。
新音乐启蒙阶段，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在教授学堂乐歌的同时还向学生传授西方音乐知识，如五线谱和简谱等。
1919年，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继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这一时期新音乐的显著特征是音乐社团的大量出现。如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19年）、中华美育会（1919年）、北京爱美乐社（1927年）、国乐改进社（1927年）以及中华乐社（1928年）等。它们举办音乐演出，编写有关刊物和教材，介绍中外音乐知识，促进了新音乐的传播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一些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纷纷建立，并由最初的师范院校音乐系科的建立逐渐发展到专门的音乐院校，这标志着新音乐正在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五四时期的歌曲创作在音乐教育的带动下取得了很大进展，这表现在中国音乐家自创的学校歌曲逐渐替代了过去以“选曲填词”为主的学堂乐歌。萧友梅在这方面贡献最大，他的著名作品有《问》、《南飞之雁语》、《新雪》、《国土》、《围炉舞蹈》、《柏树林回旋歌》、《晚歌》、《星空》等。
这一时期艺术歌曲创作成就也非常突出。这方面的代表是语言学家赵元任。他虽然不是专业音乐创作人员，但他最先有意识地以中国的新诗为歌词，精心创作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一些艺术歌曲，如那首传唱一时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此外，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音乐在当时影响也很大。如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这些作品富有童趣，成了当时中国广大中小学生最为喜爱的音乐。另一方面，这些歌舞剧对新歌剧和新歌舞剧的探索也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五四时期的器乐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刘天华对二胡独奏音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西方现代音乐创作和小提琴演奏的经验用于二胡的创作和演奏，开拓了二胡独奏艺术的空间。著名作品有《病中吟》、《良宵》、《光明行》、《空山鸟语》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音乐主要随着“左翼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这两条路线展开。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歌咏组织纷纷建立，影响比较大的就有上海的“业余合唱团”和“民众歌咏会”。而社会音乐教育也通过这样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得到普及，如有关音乐的知识、歌唱的技能等。
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以革命群众歌曲为主。聂耳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作曲家，他曾为“左翼”电影和戏剧的演出创作过很多配乐和插曲，如电影插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塞外儿女》、《毕业歌》、《新女性》、《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戏剧插曲《码头工人》、《前进歌》、《告别南洋》、《梅娘曲》、《慰劳歌》等。这些歌曲在当时传唱一时，受到极大地欢迎。其他写作群众歌曲的重要音乐家还有任光、张曙、吕骥、冼星海、贺绿汀、孙慎、麦新、孟波等人。
抒情性的独唱歌曲创作也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音乐体裁。这种类型的歌曲强调通俗易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有：任光的《渔光曲》（安娥词），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告别南洋》（田汉词）和《梅娘曲》（田汉词），张曙的《日落西山》（田汉词），吕骥的《保卫马德里》（麦新词），贺绿汀的《春天里》（施谊词）、《秋水依人》（贺绿汀词），冼星海的《热血》（田汉词）和《黄河之恋》（田汉词）。
学校音乐教育的提高和群众歌咏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作品。这是一部中西结合、反映时代精神的史诗性作品。尤其是第九乐章《保卫黄河》，气魄宏伟、声势一浪高过一浪，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抗日激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交响音乐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最为优秀的作曲家是冼星海和客居日本的台湾作曲家江文也。冼星海先后创作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满江红》等四部交响组曲，交响诗《阿曼盖尔达》、《中国狂想曲》等。在创作中他尽可能吸取中国的民族因素，并使之能反映和促进当时的反帝斗争，为交响音乐民族化做了可贵的探索。遗憾这些作品在他生前连一次试奏的机会都没有。江文也比冼星海要幸运，他的作品几乎都在日本得到了公演。他曾先后完成了近20部交响音乐作品。重要的就有《台湾舞曲》、《故都素描》、《孔庙大成乐章》等。其他重要的交响音乐作品还有马思聪的《第一交响曲》、《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欢喜组曲》，蔡继琨的《浔阳渔火》，张霄虎的交响诗《苏武牧羊》，郑志声的《早晨》、《朝拜》，贺绿汀的《晚会》和《森吉德玛》，马可的《陕北组曲》，以及丁善德的《新中国组曲》等。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黎锦晖创作儿童歌舞剧以来，中国的音乐家就一直在探索中国歌剧的道路。如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张昊的《上海之歌》、钱仁康的《大地之歌》等，只是这些作品都失之成熟。1943年，延安开展“新秧歌运动”，出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减租会》等优秀作品。尤其是歌剧《白毛女》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歌剧创作经过几十年的摸索，终于取得了一次质的飞跃，开辟了一条比较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歌剧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