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内容：音乐的交流与融合
主要形式：《新声二十八解》、《破陈乐》、《霓裳羽衣曲》
中国的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历史上曾经广泛地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华民族还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曾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大量地吸收外来的音乐元素，并使之具有华夏特色。
中国的音乐交流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先秦典籍中有一部叫《穆天子传》的神话著作，记述了周穆王率领大批的人马西巡至西亚地区的故事。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这里的玄池，就是现今里海附近的黑湖。据记载，当时使用的乐器就有琴、瑟、钟、鼓、竽、管、龠等，场面十分壮观。此外，周穆王还曾在漯水等地多次演奏广乐。
周穆王西巡的故事还可见于先秦的另一部典籍《列子·汤问》，里面记载了周穆王在回国的时候曾经带回一个名叫偃师的艺人。偃师擅长傀儡戏。他做的木偶栩栩如生，能表演舞蹈等节目。更奇妙的是当木偶向周穆王的侍妾眨眼睛时，周穆王竟然信以为真，盛怒之下要杀掉偃师。可见当时木偶制作水平之高。
到了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的音乐交流越来越频繁。汉武帝时期，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带回了西域乐曲《摩轲兜勒》，后由宫廷音乐家李延年改编为《新声二十八解》，用作仪仗队的军乐——横吹。
这一时期重要的音乐交流事件还有长颈圆盘琵琶的远传西域。在汉武帝时，匈奴的势力还很强大，于是汉朝采取了与其他西域国家和亲的政策。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先后下嫁乌孙国。为解公主思乡之愁，出嫁时带去大量的乐器，其中就有长颈圆盘琵琶。它又称汉琵琶、阮、阮咸，与现今所使用的琵琶不同。现今的琵琶是曲颈琵琶，大概于公元4世纪由印度传入，也是中外音乐交流的结果。
隋唐时期，大量的西域胡乐传入中原，与中原的音乐融合，最终成就了燕乐的辉煌。燕乐，又称宴乐，即宴会时供娱乐观赏的歌舞音乐。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燕乐在隋唐时期先后分为七部乐、九部乐和十部乐。十部乐包括《燕乐》、《清商》、《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清商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燕乐是融合中外的音乐，高丽乐来自朝鲜，其余都是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土的西域音乐。其中天竺乐是最早传入中原的西域乐部。天竺就是现今的印度。龟兹乐来自龟兹国，也就是现今的新疆库车一带。龟兹乐是对中原音乐影响最大的一种胡乐，尤其是鼓乐。西凉乐是中国西北地区一种融合了龟兹乐和汉族音乐特点的音乐。疏勒来自于现今中国新疆喀什、疏勒一带，安国乐来自于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带。高昌乐来自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康国乐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
唐玄宗时，燕乐又根据表演方式改为坐部伎和立部伎。不再以地名命名和分类，中外乐器经常混合演奏。这标志着中原音乐和外来音乐在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融合。
歌舞大曲是唐朝燕乐的最高成就，代表作品《破阵乐》和《霓裳羽衣曲》都是中外音乐交流的重要成果。《破阵乐》主要表现秦王李世民的辉煌武功。音乐以汉族清乐为基础，吸收龟兹乐。表演时鼓声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场面十分壮观。《破阵乐》声名远播，甚至在千里之外的印度也有耳闻。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最负盛名的歌舞大曲，对于它的创作来历，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是《霓裳羽衣曲》是由唐玄宗吸收西凉都督杨敬述所献的印度《婆罗门曲》创作而成的。但是在歌舞的结构方面则遵循中原传统的相和大曲、清商大曲的三段式，分为散序、中序、破三个部分。因此《霓裳羽衣曲》是中外音乐融合的结晶。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富强、文化繁荣，外国纷纷派使者前来学习。日本的“遣唐使”中有专门学习中国音乐的“音乐长”和“声音生”。在这些留学生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吉备真备。他在中国待了19年，回国时带了大量的典籍，其中就有著名的《乐书要录》。
朝鲜半岛也是和中国交流比较频繁的地区。朝鲜半岛曾经分为三国，即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唐朝燕乐中的高丽乐主要来自高句丽，在十部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国的筝等乐器传入高句丽，还有根据中国的古琴改造而成的玄琴。新罗和百济与中国也有音乐上的交流。
1908年，敦煌千佛洞发现了唐代赞美诗《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即古时的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景教就是基督教。这说明了在唐朝的时候，中国和欧洲音乐交流就已经开始了。
元世祖忽必烈时，中国和罗马教廷正式建立联系。此后基督教开始在中国建立教堂，组织儿童唱诗班。据说元朝的大汗和官员都非常喜欢听他们的演唱。
元朝初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随父亲、叔父来到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和礼遇。他们在中国担任官职达17年，直到元朝公主下嫁伊尔汗国（伊朗等地）时才乘便回家。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的就是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游记中，有部分是记述中国音乐的，这对欧洲了解中国音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朝晚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采取了学习中国文化、结交中国官员、尊重中国习俗的传教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曾向宫廷进献古钢琴，并为琴曲配写了歌词《西琴曲意》。利玛窦还写过一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音乐。
清朝康熙年间，葡萄牙籍传教士徐日来到中国，担任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讲授西洋音乐。他著有西洋乐理著作《律吕纂要》。在他去世之后，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又写了《律吕正义·续编》。这两部著作使欧洲乐理知识第一次系统完整地传入中国。
近代是继隋唐之后中外音乐交流的又一高峰时期，它以学堂乐歌为开端，最终促成了中国音乐的现代化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