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文学正如其他艺术一样，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决不能离开当时的物质生产状况、精神生产状况与社会意识而独立发展。宫廷文学的兴起，是在周武王灭商、周公确定周礼之后。

 

作为这一时代代表的文学作品是现在还存在着的那305篇《诗经》，其中宫廷诗占有相当的内容。《诗经》的“雅”、“颂”，作者都是出入宫廷的奴隶主阶级的人物。他们的写作目的往往是规谏，希望王者权臣从暴政中警醒，也有一些作者专注于描写宫廷生活的糜烂和淫逸，还有些沉迷于歌功颂德、回顾历史。较著名的作品有《鹿鸣》、《伐木》、《车攻》、《鱼丽》、《出车》、《生民》、《公刘》、《皇矣》等。

 

江南地区的《九歌》是楚国的宫廷舞曲，是一套完整的歌剧。它在楚国的地位犹如《周颂》在周朝的地位。《九歌》里有各种乐器，有舞蹈、有唱辞、有布景，场面热闹，范围广泛，多在宫廷有重要典礼时表演。流传至今的《九歌》尚存当时宫廷文学作品的形制。

 

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进入全盛时期。武帝即位，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又“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盛。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礼乐这一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得到了加强，于是“乐府”得到巨大发展。《汉书·礼乐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乙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校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这些宫廷诗存世的代表作有《十九章之歌》，汉武帝的《秋风辞》、《柏梁诗》，李延年的《歌诗》。汉武帝同时爱好辞赋，他的侍从之臣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倪宽、董仲舒等时时间作。司马相如的赋如《长门赋》、《上林赋》、《子虚赋》可以说是汉代宫廷文学的奇葩，反映了汉帝国的强大和昌盛、宫廷生活的骄奢和荒乐。

 

汉成帝时的班婕妤是中国著名的女诗人。她是楼烦人，《汉书》作者班固的祖姑。成帝初年，选入后宫，拜为婕妤。鸿嘉年间，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她有文集一卷传世，她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另一类视角（女性）的宫廷文学。这类后世称为“宫怨”的文学作品在南朝及隋唐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她的《团扇歌》被收入《文选》和《玉台新咏》，全诗为：

 

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南北朝时期，宫廷文学达到极盛，这其中尤以诗歌、骈文为最。宋、齐、梁、陈四代君主，在政治上多无建树，但在文学上，却有很好的成绩，造成了一时文学繁荣的空气。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明帝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将文学独立，已与其他重要学科并驾齐驱。刘宋宗室，如南平王刘铄、建平王刘弘、庐陵王刘义真、江夏王刘义恭等，都以奖励文学、招徕文士扬名。齐高祖萧道成、齐武帝萧赜及竟陵王萧子良、随郡王萧子隆、鄱阳王萧锵、江夏王萧锋，皆以文学见称，竟陵王门下的“八友”，更是一时俊彦。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都是南朝时代的天才诗人，名声几乎与曹氏父子、南唐二主相平行。至于陈后主的文学作品，更是尽人皆知。在这200年宫廷文学的浓厚的气息里，君主臣僚的效法，竞奇争艳，使文学走上了唯美、浮华的长路。南朝文人大多作为宫廷、贵族四周的帮闲侍臣，诗文内容常以君主贵族的爱好为转移，内容往往是应诏奉和之词，空虚平白，文过饰非。

 

南朝宫体的开创者是徐摛和庾肩吾。随着梁简文帝萧纲的入主东宫，“宫体”这一名称得到诠释。他在《梁书·简文帝纪》中自言：“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这一名称虽始于简文帝时，然而自鲍照、汤惠休、沈约、梁武帝以及刘孝绰、王僧孺等人的艳体诗已肇其端，只是到梁陈之世才发展到极致。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继续了永明体的格律化，艺术化的探索，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摹写女性。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隋及初唐。著名的宫体诗诗人有沈约、庾肩吾、庾信、徐摛、江总、徐陵、张正见等。

 

隋代文学的作者，基本上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由梁、陈入隋的南朝文人，如江总、虞世基等；另一部分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薛道衡等。到隋炀帝即位后，周围聚集大批南朝文士，宫廷的文学风气明显地近于南朝。虞世基和王胄是南朝较有名望的文士，深受隋炀帝器重，成为文学侍从。虞世基的应制诗《四时白纻歌》、《奉和望海诗》，王胄的《奉和赐诗》、《纪辽东》，着意文采的华美、对仗的工整以及语气的阿谀，纯粹为作诗而作诗。当时隋炀帝身边的文士，如庾自直、诸葛颍等，作诗雕琢做作，了无生气。 

 

与其他宫廷诗人相比，隋炀帝本人的诗歌中，倒有一些佳作，如《夏日临江诗》：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颔联气象高远，魄力宏大，颇有盛唐诗歌的气象。

 

又如《幸江都诗》：

 

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

 

另外还有《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前诗作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年），次年三月炀帝被弑；后诗清丽明快，对唐代张若虚的名篇《春江花月夜》有一定影响。

 

初唐时代，当政的文臣多半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他们的作品仍充分表现着陈、隋时期宫体诗的余响。无论是诗的格律与内容，只是徐陵、庾信一派的延续，别无新意。唐太宗李世民也同样沉溺在宫体的诗风里。据《全唐诗话》载：“帝（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虞虽主张诗要雅正，无意于宫体，但他的作品也颇多恻艳之篇。他与房玄龄、魏徵等编纂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类书，成为宫廷诗人的作诗工具，以便于辞藻的华美、典故的古雅。宫廷诗人李百药、杨师道、李义府、长孙无忌、陈叔达等，作品都跳不出香艳华靡的风气，虽声律辞藻方面日趋精妙，但风味上已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

 

在贞观诗坛的后期，介于贞观、龙朔之间，出现一位重要的宫廷诗人上官仪，形成一种诗风“上官体”。上官仪（608～644年），陕州（今陕县）人。贞观初进士及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朝官至三品西台侍郎，地位很高，名噪一时。所为诗绮错婉媚，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他提出“六对”、“八对”之说，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华美。《早春桂林殿应制》：“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奉和秋日即目应制》：“落叶飘蝉影，平流写雁行。”《入朝洛堤步月》：“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响清越，有天然飘扬的韵致，体现了健康开朗的气度，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最高水平。上官仪的作品对律诗发展多少起了一些促进作用。

 

继上官仪之后出现的宫廷诗人是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四友”中，杜审言成就较高。杜审言现存28首五言律，除一首失传外，其余都已完全符合近体诗的规范。最有名的五律是他早期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和《登襄阳城》。在七律上，杜审言也曾用过不少的功夫。他的《守岁侍宴应制》、《大》、《春日京中有怀》已完全符合七律的格式。

 

和四友同时而稍晚，在武后的宫廷里出现了沈佺期、宋之问这两个在律诗形式上有重要贡献的诗人。他们因文才受到赏识而选入朝中做官，是武后时期有代表性的台阁诗人。身处宫禁而优游自如的宫廷生活，使他们的诗歌多为应酬、咏物、赠别之作，难免有辞藻文饰内容的弊病。同时，他们又有充裕的时间精研声律，约句准篇。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说：“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律诗的定型。宋之问的名作有《渡大庾岭》、《渡汉江》；沈期的名作为《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盛唐时期，文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开科取士，分常选与制举。常选有秀才、明经等12科；制举的数目也有八九十种之多。入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使得文学离开了宫廷的狭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大漠关山。自此后，宫廷文学渐趋平淡。

 

晚唐五代衰乱，在远离战争的西蜀和南唐，形成了两个宫廷文学的中心。西蜀立国较早，收容很多北方避乱文人。后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是西蜀词的代表。《花间集》共收18家，其中温庭筠、皇甫松、和凝、韦庄、薛昭蕴、牛峤、牛希济、毛文锡、欧阳炯、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孙光宪、毛熙震、李珣、张泌，除前三位外，其余诸位或是蜀人，或任于蜀。他们与前蜀王衍、后蜀孟昶，君臣纵情游乐，词曲艳发，集全力描写女人的美态、相思的情绪，与南朝的宫廷文学遥相辉映。花间词人的代表人物是温庭筠和韦庄，前者被列于《花间集》首位，入选作品66首，风貌细腻，绵密隐约；后者受白居易影响较深，入选词48首，风格疏朗自然。

 

西蜀、南唐同为当时的文艺重心。南唐流传下来的作品与作家虽说不多，其地位与价值并不在西蜀之下。南唐的宫廷文学以诗词较著，尤以词胜。李璟、李煜、冯延巳是江左词坛的三大巨星。他们的词既有宫体秾艳藻丽的特点，又明显地表示出个人的情愫。后主李煜字重光，25岁嗣位南唐国主，39岁为宋军所俘，三年后在汴京被宋太宗赐死。由于这些经历，他的词作前后风格差异很大，言情的深广超过其他南唐词人。 

 

宋初，宫廷文学以“西昆体”诗最有影响。这个诗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西昆体诗人人数众多，但成就较高的只有杨亿（974～1020年）、刘筠（970～1030年）、钱惟演（977～1034年）三人。他们大多以李商隐为师，对仗工整，用事缜密，文字华美，但缺乏创新精神，体裁狭窄。

 

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几废科举。宫廷文学基本没有声息。

 

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朝廷的“台阁体”。它是指以当时内阁与翰林院的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这些朝廷重臣的诗文内容大多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应酬而作，无艺术生命力可言。与此同时，以皇子皇孙朱权和朱有燉为核心人物的宫廷派戏剧家登上舞台，其作品多是将元杂剧后期的封建说教、神仙道化和风花雪月等倾向加以宣扬，具有粉饰太平的色彩。喜庆剧、道德剧和神仙剧成为宫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类型。朱权的《卓文君私奔相如》，朱有燉的《仗义疏财》、《八仙庆寿》、《香囊怨》，贾促明的《萧淑兰》、《升仙梦》，杨讷的《西游记》，是宫廷派杂剧中的佳作。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文学一度兴盛，但流传下来的诗文大多平素无物，毫无文学性可言，仅能作为一种现象来考证。至此，绵延两千余年的宫廷文学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