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共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辴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翻译】

君主的过失，在于已经任用了大臣，又总是反过来用未被任用的人一起来防备已被任用的大臣，这样被任用的大臣和未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一定互相对立，而君主反而被他所未被任用的人控制了。现在与君主一起防备别人的人，正是从前君主所要防备的人。君主不能彰明法度来控制大臣的威势，就没有办法得到小人的相信。君主抛弃法制而采用一些大臣来防备另一些大臣，那么大臣中关系好的就会互相勾结而彼此吹捧，关系不好的就会各自结成私党而相互诽谤。诽谤和吹捧争斗不止，那么君主就迷惑昏乱了。做臣子的，不互相吹捧和暗中请托就无法加官晋爵，不违背法纪和擅权专断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无法逃脱法禁；这三项，是使君主惑乱和法制败坏的手段。君主要使臣子即使有智慧才能，不能违背法纪而专权；即使有才德的行为，不能在立功之前而提前得到奖赏；即使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弃法制而不受制约。这就叫做彰明法度。

君主有被事情所迷惑的，有被言辞蒙蔽的，对这二者不可不注意。臣子中把事情说得很轻易的人，要求的代价少，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受这种人的欺骗而不加考察，因而夸奖他，那么臣下就反过来借这种事情控制了君主。像这种事情就叫做被诱惑，被事情诱惑的君主就会困于祸患。臣下对君主进言办事花费得很少，但下去办这件事实际花费得很多，事情即使办成了，也说明他讲的话不诚实。不诚实的人就有罪，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不能赏赐，群臣就不敢修饰言辞来迷惑君主了。做君主的原则，假如臣子前面所说的和后面做的事不一致，后面所说的和前面所做的事不一致，即使事情有成效，也一定要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叫做使用臣下的方法。

臣子为君主筹划事情恐怕受到别人非议，就事先设计放出话来说：“议论这件事的人，就是嫉妒这件事的人。”君主将这番话听到心里，不再听取群臣的意见；群臣也害怕这种话，不敢议论这件事情。这两种局面起了作用，那么忠臣的话就不会被听取而沽名钓誉的臣子就会被专门受任用。像这种情况就叫做被言论所蒙蔽，被言论所蒙蔽的君主就会被臣下所控制。做君主的原则，要让人臣一定负有言论得当的责任，又负有该说不说的责任。言论无头无尾、辩词无法验证的，这就有言论不当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保持其贵重权势的，这就有该说不说的责任。君主对于臣下中说话的人要心中明白他所说的来龙去脉，以便责求他的实效，对于不说话的人一定要问清他的态度以便明确他的责任，那么臣下就不敢乱讲，又不敢默不做声了，说话和不说话就都有他的责任。

君主准备做某件事，不全面掌握事情的始末，就将自己的想法表明，这样还去做这件事的话，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一定会受害。懂得这一点的君主就会顺应客观事理而去掉自己的主观欲望。办事情有它的原则，考虑到它所获得的利益多，它付出的代价少，就可以做。糊涂的君主不是这样，只考虑所获得的利益，不考虑所付出的代价；付出的代价虽然成倍地超过所得到的利益，不知道它的危害，那么结果是名义上得到利益而实际却失去利益。像这样的话，就是功绩小而危害大。凡是计算功劳，一件事情获得的多，付出的少，才可以叫做功劳。现在花费很大却没有罪而获得很少却有功，那么臣下就会以大的花费去完成很小的成功，小的事功即使完成而君主也会被损害。

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法，不要更改常规。”但改变还是不改变，圣人并不理会这些说法，正确地治理好国家就行了。既然这样，古法常规是否不加改变，在于古法常规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朝的古法，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常规，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不能统治天下。管仲不改变齐国的古法，郭偃不变更晋国的常规，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可能称霸天下。凡是难以改变古法的人，是由于害怕改变民众安于旧传统的习惯。而不改变古法，是沿袭乱国的陈迹；适应民众的心愿，是放纵奸邪的行为。老百姓愚昧而不懂得祸乱，君主懦弱而不能改革现状，这是治理国家的失误。做君主的人，他的明智应该懂得如何治理好国家，他的严厉一定能执行法令，所以虽然他会违背民众的意愿，他也一定能确立治国的办法。这种说法表现在商鞅在朝内或外出时都要有兵甲守卫、层层盾牌预先戒备。所以郭偃刚刚实行法治的时候，晋文公身边安排有护卫的官兵；管仲开始推行法治的时候，齐桓公的周围有武装的战车：这都是防备民众的措施。因此鲁莽愚昧怠惰的民众，会为小的损失苦恼而忘却国家的大利，所以夤虎受到阿谤。

而辴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而辴小变”几句怀疑有错简或脱文，文意不通，今不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