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翻译】

贪生怕死、逃避危险，是投降败逃的人，而社会上还尊称他们为“珍惜生命的人”。钻研道理、建立学说，是违反法制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搞学术的人”。到处游说、俸养优厚，是靠耍嘴皮混饭吃的人，而社会上还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空谈诡辩、玩弄智巧，是虚伪诡诈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能说会道有智谋的人”。用剑行刺、攻杀别人，是凶暴而冒险的人，而社会上还尊称他们为“有锋芒而勇敢的人”。包庇强盗、隐藏坏人，是应当处死刑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讲名声有信誉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奔赴国难、忠诚献身，是为节操而死的人，而社会上还贬低他们为“不会算计的人”。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是遵纪守法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浅薄愚昧的人”。努力耕作、自食其力，是创造利益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没有才能的人”。品性敦厚、单纯朴实，是正派善良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愚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从事，是尊敬君主的人，而社会上还贬低他们为“胆小怕事的人”。打击盗贼、制止坏人，是使君主明察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阿谀奉承、说人坏话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奸诈虚伪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社会上是那样地赞美他们；努力耕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社会上又是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根据对个人有利而称赞前六种人，君主听信虚名而礼遇他们，礼遇他们，就必然给予奖赏。百姓根据对个人有害而诋毁后六种人，君主被世俗之见所蒙蔽而鄙薄他们，鄙薄他们，就必然给予惩罚。所以名誉赏赐就落到为私作恶应当治罪的人的头上，而诋毁惩罚却给了为公行善应当奖赏的人，这样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古代有句谚语说：“治理政事就像洗头发一样，虽然要掉落一些头发，也一定要洗头发。”爱惜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生长新发的好处，这是不懂得权衡利害得失。用石针割刺痈疮是很疼的，喝药是很苦的，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刺痈喝药，那么就活不成了，疾病也不会治愈了。现在君主和臣下的关系，没有父母和儿女那样深的恩泽，而君主却想用品德来约束臣下，君臣之间就必然会有裂痕了。况且父母对于儿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溺死。儿女都是从父母的怀抱中出来的，然而男孩受贺，女孩被杀，是因为父母考虑他们以后的好处，计算长远的利益。所以父母对于子女，还用算计的心理相对待，何况没有父子般恩泽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心，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对恩泽问题的无知，是奸诈和欺骗，所以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要详细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白清楚，那么官吏就会依法治理；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公正而不偏私，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而官吏依法治理，国家就富足，国家富足，军队就会强大，那么就能成就天下霸王的事业。成为天下霸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获取大利的愿望去治理国家，所以他任用做官的人就要有相称的能力，他的赏罚没有偏私。要使士人民众懂得这一点，尽心尽力，拼命战斗，那么就可以建立功劳，获得爵位和俸禄，爵位和俸禄一旦获得就可以成就富贵的家业。获得富贵，是臣下最大的利益，臣下怀着获取大利的愿望去从事，所以他就肯冒险牺牲，竭尽全力而无怨无悔。这就是说，君主对臣下不一定行仁爱（而应以能授官，赏罚无私），臣下对君主不一定讲忠心（而应以力致富，以功得赏），就可以成就霸王的事业了。

奸人一定会被察觉，他才会戒惧；一定会受到惩罚，他才不敢活动；不会被察觉，他就会放肆；不会受惩罚，他就会横行。假如把便于携带的物品放在僻静无人的地方，即使像曾参、史䲡那样有道德修养的人是否会偷也值得怀疑；而把百金放在人多的闹市上，即使是大盗也不敢去窃取。不被察觉，在僻静无人的地方曾参、史䲡是否偷东西也值得怀疑；必定会被察觉，在人多的闹市上大盗也不敢窃取放置的百金。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要多设监守以察奸，重罚罪犯，使民众由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自爱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对儿子的爱加倍于父亲，但父亲的命令在子女那里得到施行却是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慈爱，但他们的命令在民众那里得以施行却是万倍于父亲。母亲厚爱子女，而命令却行不通，官吏使用威严，而民众却能听从，因此是采用威严还是采用仁爱的策略，也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对于子女所希望的，是要求他们一举一动都能安全有利，要求他们立身做人能够远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国家有难就让他们拼死战斗，国家太平就让他们竭力生产。父母怀着深厚的爱，把子女安置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下，但子女却不听从；君主不用爱和利，要求民众为他出死力，命令却能通行。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的权势。母亲怀着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大多变坏，这是因为溺爱；父亲怀着比较淡薄的爱，用竹板子抽打管教，子女大多变好，这是使用威严的结果。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饥受寒来相互强制，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这样的人家，即使遭受战争的灾难，荒年的祸患，也能穿暖吃饱；用丰衣美食来相互怜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这样的人家，遇到天灾荒年，就得卖妻卖子。所以按照法的原则，开始艰苦但能得到长远的利益；按照仁的原则，暂时快乐但终究会处于困境。圣人权衡利益的轻重，选择其中最大的利益，所以采用法制的相互强制，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很多学者都主张“轻刑”，这是乱世亡国的办法。大凡赏罚坚决，都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厚，希望获得的东西就会迅速取得；惩罚重，令人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想要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利益的反面。违反自己的欲望，怎能不厌恶呢？希望安定的人必然厌恶动乱，动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他的赏赐一定丰厚；非常厌恶动乱的人，他的惩罚一定很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他们厌恶动乱的态度不急切，他们希望安定的心情也不急切。这不仅是没有治国的手段，也是没有治国的理论。因此判断德才的好或不好、愚昧或明智的方法，就在于赏罚的轻重。采用重刑，不是为了惩罚某个人。贤明君主的法，是衡量所有人行为的准则。惩办坏人，并不仅仅是惩办这个所惩办的人；如果只惩办所惩办的人，那就只是惩办一个死人。处罚小偷，也不仅仅是处罚这个所处罚的人；如果只处罚所处罚的人，那就只是处罚一个囚犯。所以说：对一个坏人的罪行施加重罚来制止全国的奸邪，这才是惩办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良民。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对于重刑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至于说到厚赏，也不仅是奖励某个人的功劳，而是勉励全国的人。受到奖赏的人乐于得利，没有得到奖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报了一个人的功劳而勉励了全国的民众，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对于厚赏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用重刑会伤害民众，用轻刑可以制止邪恶，何必一定要用重刑呢？”这是没有认真考察治国的道理。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也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立重刑，所有的邪恶都能被制止，所有的邪恶被制止了，对于民众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用重刑，必定是坏人所得的利益小，而君主所加给坏人的惩罚大。民众不会因贪图小利而被大罚，所以坏人就一定能被制止。所谓轻刑，必然是坏人所得利益大，而君主所加给坏人的惩罚小。民众羡慕做坏事的好处而轻视做坏事应得的惩罚，所以坏人就不能被制止。因此先前的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而会被小土堆绊倒。”高山很大，所以人们谨慎小心地对待它；土堆微小，所以人们忽视它。现在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就等于为民众设立陷阱。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乱国，就是为民众设下陷阱，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伤民啊！

现在的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功颂德的话，而不了解当代的实际情况，说什么：“君主不爱民众，赋税一直很重，民众就会因日用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这种看法认为君主满足了民众的财用并对他们施加仁爱，即使采用轻刑，也可以治理好国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凡是受到重罚的人，本来就是在他的财用富足以后犯罪的；即使财用富足以后君主加以厚爱，然后用轻刑，还是会乱的。当家人厚爱子女，子女的财物足够使用，财物足够使用就随便滥用，随便滥用就奢侈无度。亲子之爱就不能坚决加以约束，不能坚决加以约束就会产生骄横放纵。奢侈无度家里就要变穷，骄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充足仁爱深厚，采用轻刑的恶果啊。大凡人的本性，都是财用充足后懒惰不出力，统治者管治不严就会出现胡作非为。财用充足仍能努力耕作的，是神农这样的人；统治者管治不严仍能行为美好的，是曾参、史这样的人。普通民众赶不上神农、曾参、史也是不言而喻的。老子有这样的话：“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屈辱的缘故，在已经满足之后不再需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现在以为使民众财用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看得都如同老子。夏桀贵为天子还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尊贵，富有天下还不满足于他的珍宝。君主纵然能满足民众的财用，但不能满足到使他们当上天子，而夏桀未必以当上天子为满足，那么即使满足民众的财用，又怎么能以此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适时应事以获取财物，评定赋税使贫富平均负担，用丰厚的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让民众靠自己的气力得到富裕，因对国家办事有功而获得尊贵，因犯罪而受到惩罚，因立功而获得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才是成就帝王大业的治国之道。

人都睡着了，就分不清谁是瞎子；人都不说话，就分不清谁是哑巴。睡醒了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要他们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们讲话，就不知道谁是无术的人；不任用他们做事，就不知道谁是无才的人。听他们讲话而要求他们言行相符，任用他们做事而责求他们办事的功效，那么无术和无才的人也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而只听他们自我吹嘘，即使是庸人和乌获那样的大力士也无法分辨；如果把鼎和俎这样的重器让他们举一举，那么谁疲弱无力谁勇健有力就可以分辨了。所以官职就相当于有才能之士的鼎和俎，委任事情让他们做，愚蠢和聪明就可以区分了。所以无术的人因为没有检验他们言行是否相符而滥竽充数，无才的人因为没有考察他们办事是否称职而鱼目混珠。言论不被采纳就自我粉饰，以为自己有口才；自身不被任用就自我吹嘘，以为自己很高明。君主迷惑于他们的口才，盲目地器重他们的高明，而使他们尊贵，这就像不等待观看就确定他们的视力好，不等待回答就确定他们的口才好，因此谁是哑巴谁是瞎子就分辨不出来了。英明的君主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它的实际作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它的功效，这样，那些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谈了，自大虚妄的行为也就不能再得到掩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