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

原文：“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

 

酷：残酷、暴虐。例句有： “刑罚暴酷，轻绝人命。”（晁错《贤良文学对策》）

 

“赏及无功，罚及无罪”与上面所讲“赏不服人，罚不甘心”的句意较相近似，讲的都是赏罚分明。而实质上它们的语境并不相同。

 

“赏不服人，罚不甘心”指的是上位者在实施奖励或惩罚的过程中，由于赏罚不当，造成当事者或第三者情不甘，意不愿，心不服。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形，客观原因是下级情况不清、所呈失实，而主观原因则是官僚作风、偏听偏信。但无论是所呈失实，还是偏听偏信，基本上都是由于不负责任，工作失误所造成的，属非故意的过错。

 

“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贞观政要·择官》 意思是：奖赏与功劳相当，受奖赏者心安理得，未受奖赏者心悦诚服，争取立功，立小功者争取再立大功，而无功者则羞愧自退；惩罚与罪过相当，受惩罚者认罪服法，心甘情愿，而有过错者则受到警戒，产生畏惧。所以说，刑赏称当才能达到奖罚的目的。如果“赏不服人，罚不甘心”，就会产生“口服心不服”“面合心不合”的不良后果。不过，这种后果与“赏及无功，罚及无罪”的后果相比是较轻微的，也是容易纠正和挽回的。

 

“赏及无功，罚及无过”所说的则是身居上位的人听信谗言、不辨善恶，宠信奸佞、罪及无辜。从客观上讲，他们昏庸昏聩、残酷暴戾在主观上有着较强的行为故意。

 

“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 意思是：没有品行道德的人不能使他出名，没有才能智慧的人不能让他当官，没有成绩和功劳的人不能得到奖赏，没有错误和罪过的人不能受到惩罚。

 

但在历史上，荀子的话并未发挥太大的作用。该赏的不赏，该惩的不惩；甚至该赏的受到惩罚，该惩的受到赏赐，可谓触目惊心、比比皆是。例如像宦官刘瑾、魏忠贤之辈，他们身无寸功，就是因为会巴结讨好而受到封赏，官越当越大、权越来越重、财越聚越多。而为国为民操心劳神、功勋卓著的忠臣良将，如岳飞、文天祥等，却因为受到佞臣陷害而受到惩罚，甚至惨遭杀害。

 

秦桧是历史上名声最臭的奸臣之一，1127年，在靖康事变中被金人所俘。拘押期间，丧节辱国，以厚礼贿赂金朝将领、国相完颜撒之子粘罕，受到信任，被金太宗完颜晟指派到其弟挞懒（完颜昌）帐前听命。建炎四年（1130年），秦桧随同挞懒率兵进攻山阳（今江苏淮安），在此期间，秦桧携家眷离开金营，来到行都临安（今杭州）。秦桧归宋后，自称是杀了监视自己的金兵，抢了小船逃回。对秦桧的“自言自语”，当时的朝臣大多持怀疑态度，认为秦桧已被金人收买利用，是派回来充当内奸的。秦桧到底是金人派回来充当内奸，还是逃跑回来的呢？历史上有不同看法。但笔者以为，“内奸说”的理由是充分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所谓“逃回来”的说法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值一信的，理由有四：

 

（一） 随军出征不可信。根据秦桧的说法，他身边还有金人在监视，那就说明他的俘虏身份没有改变。像秦桧这样的俘虏，既不可能让他领兵上阵，又不可能指靠他冲锋陷阵，那么挞懒为什么要带着秦桧随军出征，深入前线？

 

（二） 携家带眷不可信。即使挞懒带秦桧随军出征，那又有什么必要，因为何种原因，要让秦桧把老婆孩子都带在身边随军行动呢？这种连金人，甚至连主帅挞懒自身都享受不到的“待遇”，为什么会钟情于一个宋朝的俘虏？

 

（三） 劫杀金兵不可信。“杀了监视金兵”，怎么杀的？是明杀还是暗杀？杀了几个？秦桧没有讲，史料也没有记载。这不能不令人纳闷不解。秦桧乃一介文儒，他凭什么，又怎么可能在金戈铁马，戒备森严的军营里杀死用来监视他的，既凶悍又警觉的金人士兵？

 

（四） 抢船逃回不可信。“抢船”？抢了谁的船？怎么个抢法？秦桧没有交代，也没有目击证人，完全是他一人之言。不过，可以想见，在大军压境，剑拔弩张的战斗前线，秦桧是不可能拖家带小，在金人的鼻子底下既杀死“监视”，又抢夺船只，逃离金营的。

 

有了以上四个“不可信”，那么剩下的，也是唯一的“可信”，就是秦桧是金人派回来充当内奸的。

 

事实真相应该是：秦桧被俘后，以出卖国家利益，承诺充当金人内奸等，换取了金朝的信任，被指派到挞懒帐下听命。（所谓“重金贿赂”是不可能的，身为俘虏，怎么可能有重金？即使随身有些财物，也早成为金军的战利品，不可能还有财物用来行贿）其后秦桧与挞懒共同密谋设计，以随军出征，战场脱逃为借口返回宋朝，充当内奸。

 

所以说，秦桧自言从金营逃回来的说法是糊弄人的鬼话。之后，从秦桧回来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印证了秦桧是个地地道道的内奸，而这个内奸起到了金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主要有：

 

（一） 弃民裂土，丧权辱国。 在金人侵占大部北方领土，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秦桧极力主张放弃北方领土，鼓吹所谓“ 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 的南北分治方略。（《宋史》卷473）

 

（二） 惑上压下，弃战议和 。秦桧抓住高宗赵构担心击退金人，迎请徵、钦二帝返京后自己帝位不保的软肋，力主弃战议和。自绍兴五年（1135年）至绍兴八年（1138年），仅三年之内，多次与金国使臣举行和谈，甚至表示可签订 “屈巳称臣” 的和议。（《宋史》卷473）在此期间，凡反对议和的朝臣都遭到秦桧的打击、排挤，如中书舍人吕本中，礼部侍郎张九成，枢密院编修胡钰等。（《宋史》卷473）

 

（三） 退兵罢将，自毁长城。 绍兴十年（1140年），由于金国背信弃盟，兵分四路再次入侵中原，河南、陕西等地相继沦陷。此时，宋军趁机大举反击，张俊攻占亳州，王胜攻克海州，岳飞大败金军主力兀术于郾城，韩世忠也取得伽口战役的胜利。（《宋史》卷473）正当各路宋军捷报频传，金军节节败退的时候，秦桧再次祭起了“和议”大旗，命令前线宋军撤出战斗，并以“论功行赏”之名，命前方将帅韩世忠、张俊、岳飞相继回朝，分别被任命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通过组织手段将他们调离军队，收回诸将的兵权，从而断送了收回北方领土的机会。

 

（四） 栽赃诬陷，残害忠良。 由于岳飞一贯反对秦桧的和议主张，力主收复北方领土，所以成为秦桧勾结金国，卖国亡宋的最大障碍。绍兴十一年（1141年），秦桧指使谏官万俟卨弹劾岳飞，并以谩骂先皇，意图谋反等莫须有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

 

事实证明，秦桧在高宗朝为官十九年，无论是“南北分治”、乞和降金，还是兴冤狱、害忠良，其目的就是一个：就是如何当好内奸，多做有利金而不利于宋的事。所以，每逢宋军战事有利时，秦桧即祭起“和议”大旗，为金军赢得喘息的机会。所以，《宋史》评价秦桧 “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论。” （“斁”的意思是“败”，例句有：“法斁而不知礼。”（刘基·《卖柑者言》）宋代理学家朱熹则认为： “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朱熹《戊午傥议序》）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叛国投敌、祸国殃民，受到万人唾骂，遗臭万年的国贼，却受到宋高宗的信任和倚重。在十数年间，秦桧二度拜相，三封为公，（庆国公、冀国公、益国公）赏赐“秦桧府”，亲书“一德格天”匾额，真可谓权倾朝野、荣耀至极。

 

“赏善而不罚恶乱，罚恶而不赏善亦乱。”（唐·元结《辩惑》） 赏善惩恶是相辅相成，互相关联的，只赏善不惩恶会产生动乱；同样，只惩恶不赏善也会产生动乱。反观高宗赵构“信秦桧、杀岳飞”的施政行为，他不仅“赏及无功”，而且“赏及有罪”；他不仅“罚及无过”而且“罚及有功”。高宗赵构颠之倒之，将正确的“赏善惩恶”演变为错误的“赏恶惩善”。

 

秦桧充当内奸，所以能够一十九年顺风顺水，并未受到怀疑和惩处，这与赵构担心一旦击败金国，收复失地，迎回徵、钦二君，必然动摇其帝位，故而有意放纵，甚至同流合污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笔者根据宋高宗赵构在对待秦桧问题上的表现，给了他十六个字的评价，即： 自私自利、无君无亲、信奸信谗、害国害家。 是一个典型的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