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

原文：“以言取怨者祸。”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以言取怨者祸”就是对这句俗语的注释。

 

多说话，难免说错话，说错话就难免招惹是非，这个道理，世人都知道。这种因言多而招惹是非祸害的事例，自古至今也不胜枚举，但真正引以为戒者仍不在多数。

 

前些年，曾经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什么“城市拆迁按市场价格补偿是不合理的”；“中国假日太多，需要统筹考虑”；“拆迁补偿应当缴纳所得税”；“春运车票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等等。以上言论是否有错，如果从纯经济学角度来看或许有一定道理。不过，任何学说理论都是不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实际分割开来的。就以这位学者的上述言论为例，他的说法如果与当时的国情、民情来进行参比，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的超前言论与万千百姓的现实状况和心理承受能力是不相适用的。这位学者虽然并未因此惹上大麻烦，但在民众的心中，这张有着“著名经济学家”头衔的名片却玷上了污痕。

 

“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清·朱用纯《治家格言》）

 

“言多必失”也有读作“言多语失”， 意思都是为人处世，如果口无遮拦，信口开河，不分场合，不看对象，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也说，必然导致麻烦缠身、祸事不断，危象环生。

 

嵇康学识渊博，是魏晋“竹林七贤”之首。此君不但性格刚直，疾恶如仇，而且言辞尖利，宏论言多。嵇康曾在曹魏政权中任中散大夫，司马昭篡位后，他不愿与司马氏同流合污，辞官归隐故里。嵇康有一个朋友山涛，任吏部选曹郎，因升迁而举荐他为继位者，不料嵇康并不领情，反而破口大骂，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文章表面是写与山涛绝交，而骨子里却是指桑骂槐，辱骂篡夺曹氏政权的司马昭及其党羽。骂虽骂得痛快，但随即便招来了杀身之祸，不久，司马昭便捏造罪名，将嵇康处死。一代文豪含冤而亡，可惜了卿卿的性命。

 

话讲多了要惹祸，为了避免“言多语失”，那么干脆来个有话不说，沉默不语行不行？

 

多说话不行，不说话也不行。所谓“多话”，指的则是那些没有用的废话，以及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论时间讲的那些既容易被人误解，又令人难以接受，甚至遭人忌恨，招惹是非的“糊”话。

 

慎言并非戒言，特别是公职人员，由于你的职责所在，有些话还是必须要说的，例如改进工作的“建言”，表明观点的“直言”，坚持原则的“诤言”等。

 

俗话说：“一句话能把人说哭，一句话也能把人说笑。” 所以说，无论是建言，还是诤言，关键是你要“会发言” ， 讲求“言语”效果，才能达到“言语”目的。

 

西汉刘向《说苑》一书中记载一个历史故事：吴国准备讨伐楚国，事前吴王传喻百官：“敢进谏者死。”这时有一位叫少孺子的舍人，认为吴国进犯楚国于国家不利，想进谏又担心自己被无端处死，沉默不言又觉得失职，怎么办？思前想后，他决定采用迂回战术，想办法用“顺耳”的忠言向吴王进谏。

 

随后，少孺子 “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 连续三天，吴王都见到这个少孺子在后园游逛，衣服都被露水沾湿了，很不理解。于是就问他：“何苦在园内把衣服都沾湿了？”少孺子等的就是吴王这一问，他马上趁机说道： “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顾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 这就是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的典故。

 

吴王听了这番话后，终于醒悟过来，连称“讲得好！讲得好！”并决定此后不再讨伐楚国。

 

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关键是你怎么讲，采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讲。只要方法对头，学“会讲话”，掌握讲话技巧，就能收到“言语”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