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杀简公者也。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欲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裕谷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讘裌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这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呆衣之里，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子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讬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毫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湣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故厉虽癕肿疕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翻译】

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来取得君主亲幸的权势。因此君主有所喜欢的东西，臣下就跟着赞美它；君主有所憎恶的东西，臣下就随之而诋毁它。凡是人的大致情况，取舍相同的互相肯定，取舍不同的就互相反对。现在臣子所赞美的东西，是君主所肯定的，这就叫做同取；臣子所诋毁的东西，是君主所反对的，这就叫做同舍。取舍一致而互相对立的，还没有听说过。这是臣子所用来取得信任和宠幸的途径。奸臣能够凭借君主宠幸的权势来诋毁或夸奖而提升或罢免群臣，而君主如果没有权术来驾驭他，没有参验的办法来审察他，君主就将会因为从前奸臣和自己意见相同而相信他现在说的话，这是君主宠幸的臣子所以能够欺骗君主、成就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一定会在上面受欺骗，而臣子一定会在下面握重权，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臣子。

国家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那么群臣就不能完全使出他们的智能来进献出他们的忠诚，各种职务的官吏就不能遵循法令来献出他们的事功。如何知道是这样呢？安全有利的事情就抢着去做，危险有害的事就忙着躲避，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做臣子的尽力去达到他的事功，使尽聪明才智进献出他的忠诚的结果，是他自身处境困难而家庭贫穷，父亲儿子都遭受祸害；做奸谋私来蒙蔽君主，使用财货来侍奉尊贵掌大权的臣子的结果，是自身尊显而家庭富有，父亲儿子都得到恩泽；人们怎么可能离开安全有利的道路而靠近危害的地方呢？治理国家出现了这样的过错，而君主还希望臣下没有奸诈，官吏们都奉公守法，这不可能做到也就很明显了。所以君主左右的近臣知道忠贞诚实不能得到安全和利益，一定说：“我用忠诚老实的态度侍奉君主，积累功劳来求得自己的安乐，这就像盲人想要知道黑白的情况一样，一定没有希望；如果依照法术推行正理，不去攀附权贵，仅靠侍奉君主而求得安乐，这就好象聋子想辨别声音的清浊，更没有希望了。这两条路都不能够求得安乐，我怎么能不与人相互勾结、蒙蔽君主、作奸行私来趋奉有权势的人呢？”这样一定不会顾及臣下侍奉君主的道德原则。这个国家各种职务的官吏，也知道正直无邪不能够求得安乐，一定说：“我凭着清正廉明侍奉君主以求安乐，就像没有规矩而想画成方圆，一定是没有希望的；如果靠守法不结成私党做好本职工作而求安乐，这就像用脚来给头顶搔痒，更没有希望了。这两条途径不能够求得安乐，怎么能不抛开法制行私而来迎合有权势的人呢？”这样就一定不会顾及君主的法令了。所以用徇私来趋奉有权势者的人就很多，而依法来侍奉君主的人就很少。因此君主被孤立在上面而臣子在下面结成了私党，这就是田成之所以能弑齐简公的原因。

懂得法术的人担任大臣，是能够进献法术的主张，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对下制服奸臣，以便崇尊君主而安定国家的人。因此法术的主张能够进献于前，而赏罚也一定使用于后。君主真正懂得法治的措施，而不迁就于世俗的言论，根据名实是否相符来判定是非，靠比较检验实际效果来审查言词是否正确。因此君主身边的亲近宠幸之臣，知欺诈奸伪不能够得到安乐，一定说：“我不抛弃奸诈谋私的行为，竭尽智力来侍奉君主，而用相互勾结、对人妄加赞扬和诽谤来求得安乐，这就像背着千钧的重量陷入了无底的深渊而寻求生还，一定没有希望。”各种官吏也知道谋求奸利不能够求得安全，一定说：“我不用清洁廉正来奉行法令，而用贪污之心违反法令来谋取私利，这就像登上高山的顶端堕入到峻峭的山涧溪流而寻求生还，一定没有希望。”安乐和危险的道路像这样明显，君主身边的近侍怎么会用虚假的言辞来迷惑君主，而各种官吏又怎么敢用贪污之心来侵害百姓？因此臣子能够呈现出他们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臣下能恪守职责而没有怨言。这是管仲之所以治理好齐国，商鞅之所以使秦国富强的办法。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办法，而不依赖人根据自己的私心偏爱而为我效力。依赖人根据自己的私心偏爱而为我效力就危险了，依靠我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力的办法才平安。君臣之间不存在骨肉间的亲情，依靠正直的途径可以得到利益，那么臣子就会尽力侍奉君主；依靠正直的途径不能获得安全，那么臣子就会采用奸术来侵犯君主。圣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就设置奖励和惩罚的措施来昭示天下。因此君主虽不亲口教化百官，不亲眼搜索奸邪，而国家已经治理好了。君主，不需要视力像离娄那样才叫做眼明，不需要听力像师旷那样才叫做耳聪。观察事物如果不运用术，而要等待亲眼看见才以为看清了，所看到的东西就少，这不是不受蒙蔽的办法。听取情况如果不借助有利的形势，而要等亲耳听见才算是清楚，所听到的东西就少，这不是不受欺骗的办法。圣明的君主，使天下的人不得不为我看东西，使天下人不得不替我听情况。所以君主身在深宫之中而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人不能蒙蔽不能欺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而耳聪目明的权势运用了。所以善于动用权势的国家就安定，不懂得凭借权势的国家就危险。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都废弃法令而实行奸私，因此国家混乱军队衰弱而君主地位卑下。商鞅说服秦孝公用改变旧风俗来明确奉公为国的原则，奖赏告发奸私，抑制工商业而推动农耕。在这个时候，秦国的民众习惯于旧风俗有罪可以获得赦免，无功可以获得尊显的惯例，因而轻易触犯新法。所以对犯法的人惩办严厉而坚决，对告发奸邪的人奖赏优厚而守信，所以奸邪的人被捉拿受惩罚的很多，老百姓痛恨埋怨众人的责备声每天都能听到。秦孝公不理睬这些，坚持推行商鞅的新法。老百姓后来知道有罪一定会受惩罚，而告发营私奸诈的人很多，所以老百姓没有人犯法，刑罚没有施加的对象。因此国家治理得很好而军队强大，土地广阔而君主尊贵。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隐瞒罪犯的刑罚重而告发奸邪的奖赏丰厚。这也是使天下一定为自己视听的办法。使国治理得极好的法术已明了，而当世的学者不知道。

社会上那些愚蠢的学者，都不懂得国家治和乱的实情。喋喋不休地背诵上古的书籍，用来扰乱当代的政治；他们的智慧思虑不足以避开面前的陷阱，还胡乱批评懂得法术的人。听从他们的话治理国家就危险，采用他们的计谋管理国家就混乱，这些人也可以说是最愚蠢的人而他们的言论则是最大的祸患。同样都称为懂得法术的人，有善于谈说的名声，但实际上则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名声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两种人。社会上那些愚蠢的学者与法术之士相比，好比是蚁窝上隆起的小土堆和大山，二者相差太远了。而圣人，是明辨是非的实际，明察治和乱的实情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公正地阐明法令，设置严厉的刑罚，将要用来解救民众的祸乱，消除天下的灾祸，使强的不欺凌弱的，人多的不强暴人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能享尽天年，幼子孤儿能够顺利成长，国家的边境不受到侵犯，君臣关系密切，父子互相护养，而没有死亡和被俘虏的忧患，这也就是最大的功劳。愚蠢的人不知道，反而认为这些是残暴。愚蠢的人本来就是希望国家治理好而讨厌所以治理好国家的办法，都厌恶危乱而喜欢所以导致危乱的原因。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严刑重罚，是老百姓所厌恶的，却是国家所以治理好的方法；哀怜百姓使用轻的刑罚，是老百姓所喜欢的，但却是国家所以危乱的原因。圣人以法治国，一定会违反社会的成见而顺应道德。懂得这些的人，就会赞成这个原则而异于世俗偏见；不懂得这个原则的人，就会反对这个原则而与世俗偏见相同。天下懂得这个原则的人少，这个原则就不合理了。

法术之士处在遭受非难的位置上，被众人诬陷，淹没在当代流言之中，而想要面对严厉的天子而求安，不也是很困难吗！这就是那些法术之士到死还不能在社会上享有声望的原因。楚国顷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位宠爱的妾叫做余，春申君的正妻的儿子叫做甲。余想让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便把自己的身体弄伤了给春申君看并哭泣着说：“能做您的妾，我感到非常荣幸。尽管如此，顺从您的正妻就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侍奉您，顺从您又不能用同样的方式侍奉您的正妻。我本来没有贤德，能力不够用来侍奉两位主人，实际情势是不能同时都服侍好，与其今后死在您正妻那里，还不如您就将我赐死。我这个妾如果被您赐死，如再宠幸您身边的女子，希望您一定要明察这个女子的才德，不要被人笑话。”春申君因此相信了余的欺诈，为她抛弃了正妻。余又想杀死甲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封君继承人，便撕裂了自己贴身衣服的衬里，拿去给春申君看并哭泣说：“我得到您的宠幸已很久了，甲不是不知道，今天还想强行调戏我。我和他抗争，他竟撕裂我的内衣，这样不孝顺的儿子，没有比他更厉害的了。”春申君发怒杀了甲。所以春申君的正妻因为妾余氏的欺诈而被抛弃，而儿子因为余氏被杀死。由此看来，父亲的爱子，尚且还可以借诽谤被陷害。君臣之间的交往，没有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群臣们诽谤的言谈，又不只是像春申君的妾那样只有一张嘴，这就不要奇怪那些圣人贤士会被杀死了！这就是商鞅之所以在秦国被车裂，吴起之所以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大凡人臣，犯有罪行本来不愿被处罚，没有功劳但都想要尊贵显赫。而圣明的人治理国家，赏赐不给予没有功劳的人，刑罚一定要施行到犯有罪行的人。这样就会是法术之士处世，必然要遭到君主左右奸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不会听取他的主张。

当代的学者劝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去抑制奸邪的臣子”，却都说“只要施行仁义惠爱就可以了”。当今的君主欣赏仁义的名声而不考察它的实质，因此严重的国家灭亡而君主身死，轻一点的国家疆土被削而君位卑下。凭什么证明这一点呢？施舍给贫困的人，是当今社会所说的仁义；哀怜百姓而不忍心去惩罚他们，是当今社会所说的惠爱。如果施舍给贫困的人，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就得到了奖赏；不忍心惩罚有罪的人，那么暴乱分子就不能禁止。国家有了无功得赏的人，那么老百姓对外就不会致力于作战杀敌，对内不努力种田耕作，都想要用财货侍奉有权有势的人，用私人的善行树立名誉，以获取高官厚禄。所以谋私作奸的臣子越来越多，而暴乱的人们就越来越猖獗，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严厉的刑罚，是老百姓所畏惧的；重重的惩罚，是民众所厌恶的。所以圣明的君主设置老百姓所畏惧的刑罚来禁止邪恶，设立他们所厌恶的惩罚来防止奸诈，因此国家平安而暴乱不发生。我从这里明白仁义惠爱不值得使用，而严刑重罚可以把国家治理好。没有马鞭的威风，马嚼头的约束，即使是造父也不能来制服拉车的马匹；离开了规矩的法度，绳墨的校正，即使是王尔也不能来成就方圆；无威严的权势，赏罚的法制，即使尧舜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现在社会上的君主都放弃重罚和严厉的惩办，实行仁爱恩惠，想要建立霸王的功业，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善于做君主的，明确奖赏设立利益来鼓励民众，使老百姓凭借功劳获奖赏而不靠仁义得恩赐；用严刑重罚来禁止他们，使老百姓因为犯罪受惩罚而不因为爱惠免罪责。因此没有功劳就不要指望奖赏，而犯有罪过的不能侥幸逃脱惩罚。依靠犀牛角做的车子和良马，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山坡险要的障碍；凭借船的安稳，依靠桨的作用，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横渡江河的困难；掌握了法术的方法，实行重罚严诛，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就像陆地上行走有犀牛角做的车和良马，在水上行驶有轻便的船和适宜的桨，乘坐它的人便能获得成功。伊尹掌握了法术赏罚，商汤因此统治天下；管仲掌握了法术赏罚，齐桓公因此称霸；商鞅掌握了法术赏罚，秦国因此富强。这三个人，都懂得霸王之术，明察于治理好国家并使它富强的方法，而不因此被世俗之言所牵制；顺应当代英明君主的心意，就会有可能直接任用平民百姓，将之提拔到卿相的位置；处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国家，就有了尊崇君主开拓疆土的实效：这个便叫做值得尊重的大臣。商汤得伊尹，凭借方圆百里之地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首，九次会合天下的诸侯，一举而匡正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鞅，土地因此扩展，军队因此强大。所以有忠臣的君主，在外没有敌国侵犯的祸患，在内没有叛乱之臣的忧虑，天下长久平安，而名声流传后世，这就是所谓忠臣。至于说豫让做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君主使他明白法术之理，以避免祸难，对下不能领导统驭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便涂黑身子割掉鼻子，毁了自己的形貌，以便为智伯报赵襄子的仇。这虽然有摧残自己的形貌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君主报仇的名声，但实际上对智伯没有秋毫之末那样的益处。这是我看不起他的原因，而君主们却认为豫让忠而推崇他。古代有伯夷、叔齐，周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而不接受，二人饿死在首阳山上。像这样的臣子不畏惧严厉的惩罚，不贪图优厚的奖赏，不能用刑罚来限制他，也不能通过赏赐来使用他，这叫做对国家无益的臣子。这是我所鄙弃的，但当代的君主却称赞且访求他们。

谚语说：“麻风病人可怜国王。”这是一句不恭敬的话。尽管如此，古代没有虚妄的谚语，不能不加以审察。这是就被劫杀死亡的君主而说的。君主没有法术来统御他的臣子，即使是年龄大而资质好，大臣仍将要获得权势擅自处理和决断事情，而各人只顾自己私人的要事。奸臣因为害怕君主的叔伯、兄弟和豪杰之士，借君主的力量来约束和诛罚自己，因而杀掉贤良成年的君主而立幼小懦弱的君主，废掉嫡长子而立不该继位的人。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国的公子围将要到郑国去访问，还没有出国境，听说楚王病重而返回。趁入宫去探问楚王的病情，用他的帽子上的带子绞杀了楚王，于是自立为王。齐国的崔杼，他的妻子貌美，齐庄公与她通奸，多次钻进崔杼的家中。等到齐庄公回家时，崔杼的手下叫贾举的率领崔杼的仆从攻击齐庄公。齐庄公进入崔杼家中，请求分一部分国家与崔杼，崔杼不答应；齐庄公又请求让他在宗庙里自杀，崔杼又不答应；齐庄公于是逃跑，翻越崔家的北墙。贾举用箭射击齐庄公，射中了大腿，齐庄公掉下来了，崔杼的手下人用戈乱砍齐庄公把他杀了，而立齐庄公的弟弟齐景公为王。”最近所能看到的：李兑在赵国掌权，把主父饿了上百天将他饿死；卓齿在齐国掌权，抽了齐湣王的筋，把他吊在宗庙的大梁上，过了一夜齐湣王就死了。所以麻风病人虽然长疮生脓，但向上和《春秋》上的记载相比，还不至于缠住脖颈和射中大腿；向下和当代相比，还不至于饿死抽筋。因此被劫杀死亡的君主，他们内心的恐惧，肉体上的痛苦，一定超过了麻风病人。从这些看来，即使麻风病人哀怜那些被劫杀的君主，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