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南宋鄱阳（今属江西）人。其父洪皓（1088—1155），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高宗建炎三年（1129）奉使金国，被羁留十五年，备历艰险，威武不屈，忠义气节名闻天下。洪皓有八子，除幼子外皆入仕，而以长子洪适（kuò）、次子洪遵、三子洪迈最为知名。洪迈于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登博学宏词科，历官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翰林学士等职，并历诸州知州，宁宗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年八十岁，谥文敏。其生平经历，有以下三点特予强调：

 

其一，词科登第。洪迈与其兄适、遵，皆自幼勤学苦读，博览群书。绍兴十二年（1142），兄弟三人赴试博学宏词科，洪适、洪遵中选。三年后，洪迈再试登第，赐同进士出身。博学宏词科皆在选拔起草诏诰的高级文才，应试资格要求较高，考试内容涉及制、诰、诏、表等十二种文体，既考记览之博，也试翰墨之华。南宋博学宏词科首尾共历一百二十五年，每科录取至多不过三人。洪氏兄弟相继登第，不仅为科场盛事，更是家族荣耀，由此三洪文章名满天下，“屹为一代诗书礼乐宗主”（南宋丘橚  橚《容斋随笔跋》）。

 

其二，奉使金国。绍兴三十二年（1162）四月，洪迈以起居舍人、假翰林学士出使金国，伯兄洪适、友人周必大、范成大皆有诗送行。洪迈此番赴金，除了礼节性的贺金主登位之外，还肩负两个重要使命：第一，将两国关系由先前的君臣改为兄弟；第二，要求金国归还河南故地。当时敌强我弱，而宋廷态度强硬，盖因此前一年采石之战宋朝获胜之后，误判大势，既争名分，又争领土，但实际上金国根基并未动摇，且本年西线战事宋军复又失利，所以洪迈注定难以完成使命。对他来说，回国之后受弹劾罢官，这是背了时代的锅，恰如正史所说，当建炎、绍兴之际，凡使金者如探虎口，鲜少有能全节而归者。但是因此惹出身后是非，甚至被编排说太学生作《南乡子》词讥之为“村牛，好摆头时便摆头”，遭人格侮辱，这恐怕是他在“慨然请行”出使金国时，万万想不到的。

 

其三，三次受命编修国史。绍兴二十八年（1158），朝廷复置国史院，次年四月，洪迈以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参与修纂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国史，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罢去。第二次，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十月后，洪迈以起居舍人兼实录院同修国史，主持编修钦宗朝国史，至四年六月，修成《钦宗皇帝实录》四十卷并《钦宗纪》。第三次，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六月，洪迈以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兼同修国史，接续李焘的工作，次年十一月，进上《四朝国史列传》一百三十五卷。至此，历时将近三十年的《四朝国史》编修工作全部完成，其本纪、列传部分，皆洪迈所作，志的部分，则多出自李焘之手（《容斋三笔》卷十三）。

 

洪迈及其父兄，“父子相承，四上銮坡（翰林院）之值；弟兄在望，三陪凤阁（中书省）之游”，家族荣耀自不待言。其父洪皓以气节扬名，兄长适、遵官至宰辅，洪迈本人也得高宗、孝宗重用，不过与其父兄相比，洪迈的声名成就更多地表现在学术文事方面。他自幼时起“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宋史》本传），故其治学能兼综四部，出入百家，所涉领域极为广阔。据凌郁之《洪迈著作系年考证》，其著述多达五十余种，可惜多数已经亡佚，今所存者，以《容斋随笔》《夷坚志》《万首唐人绝句》三书影响最大。

 

《夷坚志》是一部篇幅宏大的志怪小说集，分初志、支志、三志、四志，每志分十集，以天干为顺序编排，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共四百二十卷，今全书残存其半。“夷坚”之名，源自《列子·汤问》：“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大约博物尚异者之谓。此书之作，受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影响较大。《夷坚》四志的写作始自青年时期，前后持续六十年之久，洪迈好奇尚异，贪多务得，终身经营志怪，成此巨制，在他这里文人小说第一次由末事末技转变为正宗文事，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在其带动之下，南宋小说创作日趋繁荣，郭彖《睽车志》、王质《夷坚别志》更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流风所及，至于金元。《夷坚志》为后世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在故事原型、题材模式方面也给后世作者以较多启示（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

 

《万首唐人绝句》一百卷，分体唐诗总集，集大成式地汇编有唐一代绝句诗，其中七言绝句七十五卷，五言绝句二十五卷（附六言绝句一卷）。此书初名《唐诗绝句》（或《唐人绝句》），宋代书目或称《唐人绝句诗集》，或称《唐一千家诗》，到明代始有《万首唐人绝句》之名。此书初为洪迈课授学童而作，后蒙孝宗皇帝垂询嘉许，复经多年搜罗整理，考辨勘订，凑足百卷万首之数。绍熙三年（1192）洪迈以全书进呈，光宗嘉其“选择甚精，备见博洽”，洪迈乃请求营建“博洽堂”以夸示荣耀。虽然后世学者对此书之重出误收、编次不当的情况多有批评，但是大凡总集之编纂，此类情况实难避免，且洪书之重出误收数量有限，总计也就是百首左右（陈尚君）。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唐人绝句一体诗较复多存，此公搜采功，不可废也。”这是对洪迈保存唐诗文献重要贡献的客观评价。

 

当然，最能体现洪迈学术功力，代表其学术成就的，还是他的《容斋随笔》。

 

和《夷坚志》一样，《容斋随笔》也是个总书名，细分有《随笔》（下称《初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计五集。绍兴三十二年（1162）洪迈使金辱命，被劾罢归乡里，开始本书的撰写，时年四十岁，至淳熙七年（1180）十六卷书成，历时十九年。其后进入《续笔》的写作。淳熙十四年（1187）洪迈入侍皇帝，孝宗称赞《容斋随笔》一书“煞有好议论”，洪迈受宠若惊，自谓“书生遭遇，可谓至荣”，再接再厉，笔耕不辍，至光宗绍熙三年（1192），《续笔》十六卷完成。此后《三笔》于宁宗庆元二年（1196）完成，用时五年。《四笔》更快，计日程功，用时仅一年。《五笔》之作，作者未竟而卒，仅成十卷。自始事至绝笔，前后整整四十年，贯穿了洪迈的后半生。

 

书名何谓？“容斋”的意思稍微复杂一些，其渊源可能需要追溯到苏轼那里。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岁杪，苏轼在惠州，有短文《名容安亭》：“陶靖节云：‘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亭，以‘容安’名之。”不料数月后即再贬琼州别驾，此亭“欲作”而未果，而“容安”二字作为书斋居室之名，就此流传开来。徽宗崇宁二年（1103），南剑州人陈渊以“容斋”命名江陵学官之书室，其《容斋记》云：“天地亦大矣，曾不能外吾方寸之地，则是身之在心，犹海中之一沤耳。万物之理，大则不容，小则易措，故人能沤视其身者，必能随所托而安之。……得其所安，则无隘而有余；失其所安，则无广而不足。所安之得失，皆自其心，则斋之有容，不可以他求也。”斋之有容，当求之于心；以我之心容天地之大，则可任随身之所托而安，这不妨理解为陈渊对苏轼所拈“容安”二字的解释。洪迈对苏轼极为敬重，其用“容斋”以名书室兼以自号，应非偶然。读书治学，雅斋自适，这是随遇而安的人生港湾，是俯仰自得的精神家园，同时，我们也不难从这一个“容”字之中，窥见洪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学术气象。此书斋名其内涵源自陶、苏，又得洪迈为之增光添彩，故后世广泛沿用，不乏其例，如晚清南京愚园之容安小舍、钱锺书先生之“容安馆”等等。

 

“随笔”一词，洪迈之前很少见于书名，但其意并不高深，他自己在《初笔序》里就有解释说：“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简言之，这就是他随手记录的读书笔记，书读得杂，内容自然就广泛而不限于某一方面。几十年点点滴滴的读书和思考，集腋成裘，汇为鸿篇。

 

《容斋随笔》之《初笔》成书之后，即在婺州（今浙江金华）付梓，后传入宫中，孝宗皇帝所见即此，此本已佚。今存宋本有两种：一、章贡本，嘉定五年（1212）洪迈之从孙洪伋刊于赣州郡斋，五集合刊本，存《初笔》《续笔》。二、残宋本，刊刻年代在章贡本之后，具体年代不详，仅存《四笔》卷一至卷五（有缺页）。今存明本较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会通馆铜活字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影印的《四部丛刊续编》本，所据底本即上述三本。孔凡礼先生点校《容斋随笔》，即以丛刊本为底本。

 

关于本书的特点和价值，角度不同，言人人殊。洪迈族孙、清代洪璟序其书云：“先文敏公容斋先生《随笔》一书，与沈存中《梦溪笔谈》、王伯厚《困学纪闻》等，后先并重于世。其书自经史典故、诸子百家之言，以及诗词文翰、医卜星历之类，无不纪载，而多所辨证。昔人尝称其考据精确，议论高简，如执权度而称量万物，不差累黍，欧（阳修）、曾（巩）之徒所不及也。”兹以此数端，约略言之。

 

一兼综四部，淹通赅博
 

《容斋随笔》五集，七十四卷，共计一千二百二十则。通体观之，内容广博，考辨精审，议论深刻，但是作者书海拾贝，读到哪写到哪，读者很难把握全书的体例和架构，这就给阅读带来一定的困难。许逸民先生主编《容斋随笔全书类编译注》，将全部条目分为二十类，曰为政通鉴、人物品评、稗史杂记、史论考辨、轶事遗闻、职官选举、学校科试、典章制度、国计民生、动植物产、经史掌故、诗词丛话、文章琐议、字韵训诂、碑帖器物、天文地理、风俗节令、佛学禅理、医卜星相、灾祥术数。可见此书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民俗、科技等各个领域，是一部传统文化和学术的百科全书，洪迈之学可谓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这里仅略述其史学和文学两方面。

 

如张富祥先生《容斋随笔通说》所言，全书的重点是史学，是史事的杂记、考证和评论，“最多的是历史人物事迹的集录、辨证、比较和评价，其次是历代典章制度特别是官制源流及相关故实的擿抉发覆和辨订，再就是以科举制度为主的文化史料的考察……融汇全书的主要是史学，考证的重点是《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对当代编纂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亦多所辨误”。究其所以，洪迈早年读书即以史部为重，有《左传法语》《史记法语》《西汉法语》《后汉精语》《三国精语》《晋书精语》《南朝史精语》《唐书精语》等一系列读史笔记，其中于《汉书》和《资治通鉴》尤为精熟。《容斋四笔》卷十一夫子自道：“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宋史》本传记载：“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他平生于史学领域耕耘日久，用功甚深，著述丰硕，故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将其与司马光、袁枢并列为宋代史学的代表人物。

 

其次是文学。洪迈在诗歌方面尤其推重杜甫、白居易、苏轼，据学者统计，《容斋随笔》全书共提及杜甫五十七次，白居易八十七次，苏轼一百四十四次。他又是当时一流的文章高手，不惟于《左传》《史记》《汉书》和唐宋诸家之古文极为精熟，更由于其人“初习词科，晚更内制，于骈偶之文用力独深”（《四库全书总目》），乃是当时的四六文名家。《容斋三笔》卷八有《吾家四六》一条，洪迈对两位兄长尤其是自己所作四六名句如数家珍，洋洋洒洒数千言，虽云“但以传示子孙甥侄而已，不足为外人道”，而其自得之意宛然如在目前。同时代人对洪迈的文学造诣颇多称誉，如范成大《送洪景卢内翰使虏》云：“平生海内文场伯。”辛弃疾《满江红·席间和洪景卢舍人兼简司马汉章大监》云：“天与文章，看万斛龙文笔力。”《容斋随笔》一书中有丰富的诗话、文话等，有两百多条集中评诗论文，后人据以辑为《容斋诗话》《容斋四六丛谈》。

 

二辨证考据，树立典范
 

洪迈读书治学用力专深，视野开阔宏通，学术触觉敏锐，大胆质疑，细心求证，考镜源流，纠谬辨伪，这在学术史上具有典范意义，放在当时理学盛行空谈心性的大背景下，更是非常难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聂崇岐《容斋随笔五集综合引得序》说：“其考据，博引详征，不苟同，不苟立异，不为高奇之论，而以至当为归；淹通处，时可方驾深宁（王应麟）。”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指出洪迈考据之学有三大特色：一是义理与考据并重，既反对穿凿为说，又反对烦琐考证；二是具有怀疑和考实精神，重视纠谬辨伪；三是利用金石材料与文献参证。此皆不刊之论。

 

先就《随笔》卷一数则举例言之。《浅妄书》一则，疑《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为伪书，谓其浅陋谬妄不值一提，征引唐史信手拈来。又《五臣注〈文选〉》一则，批李周翰连基本史实都不清楚却敢胡乱注书，讽之为“小儿强解事”。《〈史记〉世次》大胆质疑司马迁所纪帝王世次，历历算来，证其漫诞无稽并非信史。《裴晋公禊事》一则，以白居易诗证《新唐书》之误，确考裴度卒于开成四年（839）。以上所论，皆确凿不移。

 

再如卷四《宁馨、阿堵》一则：

 

“宁馨”“阿堵”，晋宋间人语助耳。后人但见王衍指钱云：“举阿堵物却。”又山涛见衍，曰：“何物老媪，生宁馨儿？”今遂以“阿堵”为钱，“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前辈诗“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其意亦如此。宋废帝之母王太后疾笃，帝不往视，后怒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观此，岂得为“佳”？顾长康画人物，不点目睛，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犹言“此处”也。刘真长讥殷渊源曰：“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又谓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王导与何充语，曰：“正自尔馨。”王恬拨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至今吴中人语言尚多用“宁馨”字为问，犹言“若何”也。刘梦得诗：“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盖得其义，以“宁”字作平声读。

 

针对黄庭坚等人对“宁馨”“阿堵”的错误理解，洪迈旁征博引，正本清源，以《晋书》和《世说新语》的语言材料互相参证，凭借六条一手文献纠正前人谬误，揭示了这两个词语的本来意义。其学问淹通赅博，根柢牢固，考据精审，于此可见一斑。他如卷一《唐平蛮碑》、卷五《廿卅卌字》以金石与文献参证，卷八之《〈谈丛〉失实》考辨当朝史事，卷十四《博古图》辨当时金石文物研究之荒陋可笑，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马元调《容斋随笔跋》引用其师娄子柔的话说：“考据议论之书，莫备于两宋，然北则三刘、沈括，南则文敏兄弟，欧、曾辈似不及也。”《四库全书总目》之所以誉此书“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这应当是一个主要因素。

 

三论史高简，卓有识见
 

洪迈一生见多识广，位列显贵，社会经验丰富，与君王权贵关系亲近，为当世名流，远非一些读死书之腐儒可比，故其论史高屋建瓴，多以为政之道为本，针对时弊言必有中，对国事民瘼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他的所有议论又都以勤学苦读为基础，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思考，大异于放言高论游谈无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之言。

 

如《初笔》卷二《汉采众议》考论汉史，贾捐之等以郎、大夫之微，排斥公卿百官之定议，独陈异说而蒙采纳，可见当时“犹有公道存焉”，洪迈感慨道：“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卷五《平津侯》论公孙弘其人虽“意忌内深”，当汉武帝好大喜功之时并未逢君之恶，而能独持异议，誉其“足以为贤相”。卷八《东晋将相》谓东晋能存国百年，其根本原因在于用人，“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臣武将各得其宜，并直率批评朝廷用兵“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弊。卷九《陈轸之说疏》批评战国纵横家趋一时之利而不顾是非正义，《范增非人杰》否定范增为人杰之说，胪列史事，证其为战国纵横家之余，实一见利忘义之辈耳。卷十二《恭、显议萧望之》，批评当时外戚擅政、宦官专权，人主优柔无决断，是皆国家衰微颠覆之由；《曹操用人》一则，盛赞曹操“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谓其无敌于当时，乃是历史必然，非侥幸所以致之。如此之类，其意皆在汲取前代治国的积极举措，探索王朝兴衰规律，考察历史人物功过是非，以为当代治国为政之镜鉴。

 

又如卷五《韩信、周瑜》：

 

世言韩信伐赵，赵广武君请以奇兵塞井陉口，绝其粮道，成安君不听。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广武君策，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胜赵。使广武计行，信且成禽，信盖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于赤壁，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会东南风急，悉烧操船，军遂败。使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则瑜未必胜。

 

是二说者，皆不善观人者也。夫以韩信敌陈馀，犹以猛虎当羊豕尔。信与汉王语，请北举燕、赵，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它奇策矣。其与广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矣。”盖谦以求言之词也。方孙权问计于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将军禽之宜在今日。”刘备见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胜矣。不然，何以为信、瑜！

 

这里指出韩信、周瑜之所以能克敌制胜，关键不在于史书所强调的那些偶然因素，而是其身为名将之对于全局大势的准确把握和据以应对的韬略奇策，其识见胸襟才是成就一代名将的根本，是可谓真知韩信、周瑜者。所谓“善观人者”，视作洪迈自许之言，不为过誉。

 

再如卷十《战国自取亡》：

 

秦以关中之地，日夜东猎六国，百有余年，悉禽灭之。虽云得地利，善为兵，故四世有胜，以予考之，实六国自有以致之也。

 

韩、燕弱小，置不足论。彼四国者，魏以惠王而衰，齐以闵王而衰，楚以怀王而衰，赵以孝成王而衰，皆本于好兵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所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闵王承威、宣之后，山东之建国莫强焉。而狃于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遂为燕所屠。虽赖田单之力，得复亡城，子孙沮气，孑孑自保，终堕秦计，束手为虏。怀王贪商於六百里，受诈张仪，失其名都，丧其甲士，不能取偿，身遭囚辱以死。赵以上党之地，代韩受兵，利令智昏，轻用民死，同日坑于长平者过四十万，几于社稷为墟，幸不即亡，终以不免。此四国之君，苟为保境睦邻，畏天自守，秦虽强大，岂能加我哉！

 

此论六国之亡，根本都在于“好兵贪地”，自取灭亡，如何可以避免这种结局？关键要做到“保境睦邻，畏天自守”，果能如此，即使面对强国亦不足惧。

 

又卷十六《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成周之时，下及列国，皆官人以世。周之刘、单、召、甘，晋之韩、赵、荀、魏，齐之高、国、陈、鲍，卫之孙、宁、孔、石，宋之华、向、皇、乐，郑之罕、驷、国、游，鲁之季、孟、臧、展，楚之斗、  蒍、申、屈，皆世不乏贤，与国终毕。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地，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时代不同，选人用人的方式和手段也就大不相同，取士之法，并无定法，要在因时应事，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非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洪迈能识古今之变，不拘成说，见解宏通。

 

以上所论只鳞片爪，略窥洪氏学术堂庑之一隅而已。洪迈之学庭院深深，在宋代学术史上高视阔步，气度不凡，前人之述备矣。晚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八云：“（南宋）诸家当理学盛行之时，不务为心性空谈，独为根柢实学，于以箴陋砭荒，厥功甚伟。洪氏此书，尤俭岁之粱稷，寒年之纤纩。”张舜徽先生《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途径》一文中则说得更透彻些：

 

人们每一提到宋代学术，便毫不例外地以理学为中心，以为空谈心性，可以概宋代学术之全。……其实，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举凡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们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宋代学者的这种功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忽视和湮没的。

 

这段话，用来评价洪迈和他的《容斋随笔》，是很允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