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吴沃尧著，是一部著名的暴露封建专制制度末期政治和社会黑暗的小说。

 

这种暴露性的小说，在清朝末年义和团起义失败之后，盛行一时，第一部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接着就是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部代表作打开了道路，后来类似的作品，便风起云涌地出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把这种小说叫做“谴责小说”。他指出：清王朝自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以来，虽然先后镇压了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的起义，但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当中，却一次一次地遭到可耻的失败，暴露出这个腐朽的王朝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鲁迅先生把谴责小说的盛行，看作是当时人民对清朝政府绝望后的鞭挞，这是非常正确的。清王朝对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就表明它决心顽固到底，对于温和的改良的要求也不能容忍。紧接着两年之后，清王朝又狡猾地利用了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义和团起义，借以排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而当帝国主义侵略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又无耻地出卖了起义的农民，在农民的血泊当中，实行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就表明清王朝乃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工具，为虎作伥的祸首。这样一来，中国人民面前便有了两份有力的反面教材，教导着一个革命的真理：清朝政府是“不足与图治”的，对付之道，只有“掊击”，干脆推翻它，消灭它。谴责小说便是作为“批判的武器”，出现在那样一个迫切要求着“武器的批判”的时候。

 

谴责小说里面，清王朝的整个统治机构及其统治下的整个上层社会，呈现出一片黑暗腐朽、肮脏丑恶的面貌。对于革命者和爱国者，对于一切想望未来相信未来的人们，他们可以借助于这种暴露，更清楚地认识敌人，增加对敌人的仇视、鄙视和蔑视，坚定胜利的信心。

 

可是，谴责小说也有严重的缺点。鲁迅先生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尖锐地批判道：“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他批判《官场现形记》道：“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又批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道：“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鲁迅先生所指摘的两点，一是不近情理、违反真实的过份夸张的描写；一是大量堆积、不加剪裁的千篇一律的题材，这些都是创作方法上的缺点，是同作家们政治思想的错误相联系的。

 

谴责小说的作者们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改良主义的本质是反动的。中国的改良主义尤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在当时的条件下，改良派的变法运动还有进步意义。义和团起义之后，条件变化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了，改良派日益丧失了进步意义，反动的本质日益暴露出来。他们对封建制度有所不满，但依恋仍深，对帝国主义有一些“敌忾之心”，但幻想亦多。他们最害怕的还是人民群众，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始终反对。这样，他们就自陷于矛盾之中：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惟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他们的作品应该是针对封建制度的“批判的武器”，可是他们反对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武器的批判”。这样，他们当然不可能把“批判的武器”使用得好，不可能把那些黑暗和丑恶的本质深刻地揭露出来，为了加强效果，他们只好求助于大量丑恶故事的罗列，求助于不近情理的夸张了。

 

所以，谴责小说对于革命的、爱国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读者，固然可以有积极的作用，如前所述；可是，对于别一样的读者，作用就很不相同。作者揭露了那样多的黑暗和丑恶，而对之莫可奈何，这就当然也可以引向妥协，正是所谓“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二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是从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前后到一九○四年前后这二十多年。中法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中日战争后改良派发动变法运动失败。一九○五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所以，本书所写的二十多年，恰好是一个段落，改良派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地进行了改良的活动；同盟会成立以后，历史已是属于革命派的了。但本书实际写作时间，是在这二十多年的最末尾。那时，改良的希望早已破灭，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迅速到来，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是命在旦夕，无药可医。作者在那样的时候，回顾总结二十多年的历史，心情是悲凉的。他声称：“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第一回）他把一切黑暗和丑恶的现象，统称为“怪现状”，表明他已经很难理解这个世界。结末赞语道：“悲欢离合廿年事，隆替兴亡一梦中。”更是无可奈何，只好视同空虚的一梦。

 

但实际上，二十年的历史当然不会是一场梦，而“怪现状”也无非是垂死的阶级和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必然的现象。我们从大量堆积的“怪现状”当中，仍然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二十多年历史的面影。

 

这二十多年历史的开端，已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书中没有写到太平天国革命，可是，第四十回吴继之、文述农和“九死一生”三人填词题《金陵图》，不约而同地都写得凄凉哀怨，说什么：“几代笙歌，十年鼙鼓，不堪回首叹雕零。”说什么：“最销魂红羊劫尽，但余一座孤城。”三人词中，充满了“台倾”“馆寂”“鬼啸”“磷青”“荆棘”“铜驼”等类的字样。这些虽然表现了统治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仇恨和诬蔑，但也反映出伟大的农民起义对于统治阶级的打击的沉重。尽管所谓“同治中兴”大吹大擂，但统治阶级的人们只要一回顾这个曾经是太平天国革命首都的城市的历史，便不自禁其战栗和哀伤，哪里有真正的“中兴”的自信？

 

而况，太平天国革命尽管被镇压下去了，农民起义的浪潮仍然不断地在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更是给予封建统治以严重的打击。第八十回至八十一回写成都一个江湖术士的骗局，竟然震动了全省的官僚，弄得“到处风声鹤唳”；第五十八回至五十九回写广州传来一个万寿宫地下有人埋炸药的谣言，把全城文武官员吓得神经错乱，都可见统治者虚弱和恐惧到了怎样的程度。

 

一部分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对于封建统治，起着离心作用和瓦解作用。本书的一个特色，是鲜明地把“做官”和“经商”对立起来，写“官场”不是人干的，而“商场”尽管也有“怪现状”，还是比“官场”干净。已入“官场”而坚决要出来的吴继之，未入“官场”而坚决不愿进去的“九死一生”，都有一条似乎很值得骄傲的道路可走；这道路不是《儒林外史》所指出的做隐士，也不是《红楼梦》所指出的做和尚，而是去“经商”。这种商人，不是封建社会中一向为贵族官僚士大夫所鄙视、自己也很自卑的“市侩”，而是公然以“经商”的身份自豪，傲视做官，傲视科举，傲视一切假名士和滥文人，正在通过商业资本的途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这种社会力量，正是改良主义的基础，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当中，还是第一次出现。

 

封建皇朝自己早已腐朽，受着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又有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对它起着离心和瓦解的作用，促使它更加腐朽，更加动摇。这样的政权，当然不可能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第十四回写南洋海军整个系统内上下成风、朋比为奸、无孔不入的贪污，把战斗力腐蚀干净了。中法战争时，驭远号兵轮的管带，远远看见海上一只船，疑心是法国的兵船，逃走都怕来不及，自己开放水门将船沉下，大家乘了舢板逃命，而事后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沉”云云。中法战争当中，清朝的南洋海军就是这样覆没的。可是十年之后中日战争当中，清军在朝鲜平壤的失败，情形就更为可耻。第八十三回写叶军门在平壤被围，公然亲笔写信给日军方面，请求日军“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这样地通敌乞怜、放弃守土之后，又“捏报了败仗情形，分电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那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件事”呢！

 

贪污的毒菌，不仅腐蚀了国防力量，而且侵入了统治机构的每一毛孔。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统治者对金钱的无餍的追求。皇朝命在垂危，大小官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中，除了抓紧每一个机会最大量地攫取金钱财货而外，什么也不关心。上自“老佛爷”（慈禧太后）、王爷、中堂、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未入流的佐杂小官，宫里的大小太监，官僚的幕客、家丁、差役、马弁、姨太太、小姐、丫鬟、仆妇，全都撕下了各种假面具，赤裸裸地当强盗、骗子、小偷，当乌龟王八、娈童娼妇，只要能够弄到钱，只要能够取得更高的地位去弄更多的钱。而这种追求金钱的大疯狂，归根到底，就是对人民的敲骨吸髓的榨取，就是国家主权、土地、资源的大拍卖。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善棍、赌棍、买办、讼师、江湖劣医、人口贩子、外国“冒险家”，……都是直接间接依附侵略者统治者的，相互勾结，相互竞争，一起来吮吸人民的血汗。“九死一生”说：“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第二回）指的就是这些现象。

 

鲁迅先生引了“九死一生”的这句话，接着就说：“则通本所述，不离此类人物之言行可知也。”我们从鲁迅先生的话，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作者的眼里，只看到这些“怪现状”，只看到这些蛇鼠、豺虎、魑魅之流为害人民，污浊社会，摧残国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腐朽没落的垂死面貌，但是看不见人民的力量。当时的人民，并非不声不响、帖帖服服地听凭那些东西吸血，而是正以熊熊的怒火在烧除它们。那些东西的无耻和疯狂，不是表现它们的强大，正是表现它们的垂死的挣扎。事实上，它们已临到被澄清和扫荡的时候。而作者竟看不见这一点，这就使作品沉溺于“怪现状”的演述之中，而缺乏击中要害的批判力量。

 

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写的范围，较之《官场现形记》稍广，但还是以官场的怪现状为中心线索，其次则涉及于商场和“洋场”。商场和“洋场”的势力，有时竟能左右官场，书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例如第七十五回开始出现的北京一个钱铺掌柜恽洞仙，就是一个相当有神秘性的握有潜势力的人物，周中堂卖官鬻爵都由他经手，实际上周中堂往往受着他的支配，这就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资本”逐渐控制“政治”的现象的萌芽。而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演变的本质意义，所以还只是对于小异大同、千篇一律的官场伎俩，给以正面和反面的总结。书中曾有正面的总结是，“九死一生”对母亲说：“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第五十一回）反面的总结是，卜士仁告诫他的侄孙卜通道：“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初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得多了，自然纯熟了。这是外面的话。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不要说做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第九十九回）全书所记“怪现状”，粗略计算，约一百八十九件，看了这两段总结，的确可以得其精要了。

 

书中有一个描写得比较多的、大致与全书相终始的反面人物，可以说是谴责小说塑造完整典型的某种尝试，这就是那个十足衣冠禽兽的苟才。

 

这个苟才，在南京当候补道，为人爱摆架子，耍排场，善于应酬。家庭生活是一塌糊涂。对于应酬场中好似交情不坏的朋友，能利用时尽量利用，不能利用时一反手便是阴谋陷害。他钻营得来的一个差使，被弹劾撤掉了，向钦差行了几万两银子的贿赂，仍然保全了功名。为了钻谋再得差使，他便干下了一件卑鄙绝伦的事：打听得总督最得宠的五姨太太刚刚死去，于是两夫妻硬逼着自家一个寡媳，把她送给总督去补五姨太太的缺。

 

他们这个儿媳，才十五岁，嫁到他们家才几个月。新婚三朝之后，便受到苟才夫妻的百般凌虐。不久丈夫死了，更是过着地狱似的生活。一天中午，一对狗夫妻突然在儿媳面前双双跪下，苟才甚至行了见皇帝和元日祭祖时才行的大礼，哀求她“屈节顺从”，去做总督的姨太太。儿媳痛哭坚拒，苟才的妻妹又出来劝诱，一对狗夫妻又一再催逼，逼得儿媳无路可走，最后，走到丈夫神主面前——

 

一口气便哭了两个时辰。哭得伤心过度了，忽然晕厥过去。……救了过来。一醒了，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叫声：“姨妈！我此刻不伤心了。甚么三贞九烈，都是哄人的说话；甚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出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尽着在台上拚命的唱，不是个呆子么！叫他们预备香蜡，我要脱孝了。几时叫我进去，叫他们快快回我。”苟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听了这话，连忙走近门口垂手道：“宪太太再将息两天，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就好进去。”

 

——第八十九回

 

此后苟才果然扶摇直上，甚至署理了几天藩台。不料他那个靠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新任两江总督也觉得苟才这样的行为过于有伤统治阶级的体面，用了“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八个字考语，把他参掉了。苟才还“气的直跳起来”。

 

苟才又跑到天津，去找原任两江现任直隶总督，替他设法开复了功名，又用了巨额贿赂走了华中堂的门路，然后带着中堂、总督的两封介绍信到安徽钻营活动。他在安徽非常得意，当了两年银元局的总办，搜括贪污所得的钱之多，竟至于使他不再想升官，只要能够把这个差使多当几年，便心满意足。可是第三年来了一个清理九省财赋的钦差，将苟才撤差查办，结果是苟才化了六十万两银子，仍然将功名保住。“化的六十万虽多，幸得他还不在乎此。每每自己宽慰道：‘我只当代他白当了三个月差使罢了。’”（第九十五回）

 

以后苟才还在安徽搜括了几年，“宦囊盈满”到了“不在乎差使”的程度，才跑到上海做寓公，求名医医治他的怔忡之症。他的第二个儿子苟龙光，同他的第六个姨太太有暧昧关系，又嫌父亲不能痛快地给钱给他用，便串通了一个江湖劣医，在用药上耍花样，断送了老苟才的命。

 

这个苟才的行止龌龊，无耻之尤，不必说了。值得注意的是，安徽当时是个“穷省份”（第九十四回安徽华巡抚语），一个银元局总办，平均每月贪污所得就是二十万两银子，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表明人民所受的剥削重到什么程度。清末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的，大抵是皇朝最为倚重的“国家柱石”，而苟才就是送儿媳给“国家柱石”做姨太太因而得到他的提拔和支持的。苟才遇到两次钦差查办，都以巨额贿赂，得以平安无事，而钦差大臣正是封建统治最高权力皇帝的代表人。由此可见，这个衣冠禽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怪物，而正是当时整个封建统治制度所培养所庇护的。

 

苟才的禽兽似的行为，表明了濒临死亡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家庭崩解。苟龙光的行为，完全是步趋苟才的榜样，可谓“乃父之肖子”。苟才的儿媳行前的一番话：看戏的既是又聋又瞎，做戏的又做给谁看？说明了破坏封建道德的，首先就是封建统治阶级自己。这个不幸的少妇的遭遇，是对于垂死的封建制度迫害妇女、蹂躏人权的无边的罪恶的控诉。

 

除了苟才而外，本书还比较集中地写了另一个反面人物——“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纯用“侧笔”，钩画出一个同苟才相差无几的形象，特别突出他对家庭骨肉的凉薄无情，对孤侄寡娣的侵吞诈骗。实际上，这不过就是金钱的势力撕下了家族关系上面温情脉脉的纱幕之后，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现象。

 

本书所写大量的反面人物的对面，还有一个作者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集团：以吴继之为中心，围绕在他周围的，首先就是他的忠实追随者和得力助手“九死一生”，他的主要干部文述农、管德泉、金子安，以“贤良方正”姿态出现的蔡侣笙，以“贤妻”姿态出现的吴继之夫人和蔡侣笙夫人，以“良母”姿态出现的吴继之的母亲和“九死一生”的母亲，还有被写成德才学识兼备的、最理想的青年女子的形象的“九死一生”的堂姊，等等。这个正面人物的集团，艺术结构上是贯串全书的线索，思想意义上则是一切“怪现状”的批判者。可是，在日益失去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指导之下，并不能够创造出真正鲜明有力的正面形象来。

 

吴继之出身于“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第二十回尤云岫语），中进士后，在南京以知县候补，“官运”很不错，据说是由于江宁藩台同他是世交，主动照顾他的。但藩台母亲做寿，他还是专派“九死一生”去上海办寿礼，挖空心思迎合老太太。这位藩台“官运”也很不坏，很快就调升为安徽巡抚。而吴继之一面做官，一面就将“宦囊所入”和家中所收田租，集成资本，经营商业；脱离官场以后，完全转入商场。上海设总店，北京、天津、汉口、九江、芜湖、镇江、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处遍设分店，各处管事都用吴家本族的人，大规模地收购各地土产，贩到天津、牛庄、广州等地去发卖，看起来多半是把原料卖到外国去。最后生意垮台，成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道路上一个失败者。

 

这个亦官亦商、由官而商的吴继之，在官场中照样地贪污，理论是：“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第十四回）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丑恶的，全靠骗局来维持；对付之道，在于知其骗而不揭破之，实际上大家一起为恶，同时又大家互相欺骗；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世界上混”，做人的要义就是“不要讨人嫌”。（第八十六回）这种腐臭的市侩哲学，教人同流合污，推波助澜，照样干坏事，还自以为有资格笑骂别人。

 

吴继之的市侩哲学，是以他为中心的那个集团中许多人的指导思想。“九死一生”的堂姊告诫“九死一生”道：“据我看继之待你，那给你馆地、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义；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无论文字的纰缪，处世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第四十二回）“九死一生”果然恪遵这个教训，忠诚地为吴继之服务，做他的幕客，做他的经理，做他的私人秘书，做他的侦探，甚至扮作他的家人，跟他进考场，代他阅卷。书中写这些服务，都写得扬扬得意，似乎是十分光彩的事情。

 

“九死一生”在吴继之一手教导和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终于成了怎样的一个人呢？把第八十五回所写的他初次到妓女林慧卿家，同林慧卿油腔滑调地开玩笑那个片段，同第一百零八回所写的他到宜昌去奔伯父的丧，伯母一班人怀疑他来争遗产，他横眉斜眼地对付她们那个片段，合起来一看，我们就看到一副“才子＋流氓”的形象。

 

吴继之和“九死一生”，是本书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最主要的两个，至于其他几个，更不必说了。

 

作者写不出真正的正面人物，因此，对于当时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就不可能提出正确的答案。怎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呢？书中正面人物之一王伯述说，只要上下齐心协力，认真办事，节省虚糜，认真建设国防就行。（第二十二回）多么微弱的声音！第六十七回写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第八十一回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驻重庆的领事，还把他们写成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官吏的压迫，为中国人民请命的样子，可见幻想还是多么大！怎样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呢？“九死一生”对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很赞美，认为吴继之之所以能身在官场而独不卑污苟贱，就因为他家里收的田租多，永远得不到差使也有的是钱用，用不着卑污苟贱地去弄钱。（第五十一回）王伯述认为，改造政治要从改造读书人着手，改造读书人的方案只是请政府设立各种讲求“实学”的专门学校，以及宣传推广种种讲“新学”的书，有“实学”知“新学”的读书人将来出来做官，政治就会好起来。这里面，连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某些温和的修正都没有提到。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当时中国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书中都提不出任何正确的解决方案。妇女问题，家庭制度问题等等，作者都自以为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并且俨然自命是进步的方案；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其中有不少方案根本就是有利于反动方面的。这种情况，作者当然也不会完全意识不到，所以到底还是没有出路，只好以“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第一回）了之。

 

可是，交代并未明白，翻身就走也走不掉，我们随后发现作者并不是在什么“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而仍然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还写了许多小说。《上海游骖录》写于本书之后不过几年，在那里，作者就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攻击的对象。作者在那部小说的跋文里说道：

 

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一体畅言之。

 

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改良主义者看到了封建制度的“岌岌可危”，觉得它的“怪现状”已经是无关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挽救它的危亡；于是抛下谴责之笔，抛下“输入之文明”，而要用“固有之道德”来挞伐那些不“道德”的革命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