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子（前505年－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鲁国武城人。曾子像曾子像孔子弟子，儒家主要学派—“曾子子思孟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后世尊其为“宗圣”，与孔子、孟子、颜子合称“四圣”。
关于《大学》：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至于《大学》的作者，程颢、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以朱熹《大学章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大学”是对“小学”而言，是说它不是讲“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小学即：“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大学”是大人之学，古人十五岁入学，学习伦理、政治和哲学等“穷理正心，修礼治人”的学问，实则是学习如何参与国家政治。
《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十章分别解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亲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怎样治理国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讨厌的，不加给别人；要得众、慎得、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见贤能举，举而能先。《大学》寄托了古人内圣外王的理想。
《大学》和《中庸》一样提倡“慎独”，主张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诚心诚意地恪守道德规范。这作为一种修养方法有合理之处，但也含有轻视社会实践、偏重内心修养的倾向。《大学》反对统治者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聚敛财货，提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些论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作品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正面：《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它对于汉儒的思想有直接的启发。特别是到宋代理学勃兴后，借助科举的力量，又使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宋以后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受到《大学》的影响。《大学》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思想，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唯一标准理想。这种思想主张积极人世，注重自身修养，关心人民疾苦，努力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安定，拥护统一，对社会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负面：《大学》把人的思想束缚在儒家的思维范围之中，给古代文人带来思想僵化的缺点。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如不按照“修、齐、治、平”这条线路来走，轻则斥之为不成才，重则为离经叛道，大家群起而攻之，使文人轻易不敢背离。从这个思维模式教育出来的人，虽然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如果百姓与统治者利益发生冲突，只能是牺牲百姓的利益。因此儒家思想上带有一些奴性。
导读：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起合称为“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判断，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
《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经过唐代韩愈、李翱，北宋程颢、程颐的大力提倡，到了南宋朱熹首次将四本书按照修学次第进行了编订。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朱子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顺序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关于其修学次第，朱熹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这就好比建造房子应当先打好地基。《大学》包含的是为人为学的纲目。“大学”的意思，便是教人学做大人，为人为学要先立一个做“大人”的规模。做“大人”的规模是从“格致诚正”，一直到“修齐治平”。一个“大人”不仅体悟与理解天地万物，而且观照与省察自己内心的每一个念头，并且心怀家国天下。更为重要的是，“大人”将自身与天地万物贯通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因此，《大学》不仅展现了一个包括“万物-自我-他人”的阔大人生内容，而且厘清与指明了人生努力的目标与次第。所以，朱子强调，《四书》应当先读《大学》，可以把《大学》的内容作为一个间架，然后再将其他书填补上去。
《论语》是孔门诸弟子答问的记录，孔子的语默动静皆有记载，最为亲切可信。儒家思想的精义亦囊括其中。因此，次读《论语》，可以从中了解与体悟圣人中正平和之道。
次读《孟子》，以激其发越。《孟子》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文气极为雄壮，如孟子其人，泰山乔岳。儒家以孔子发端，孟子畅其源流。朱子以《孟子》次《论语》，是在学者大根大本确立之后，激发其昂扬的志气。如《易·乾》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读《孟子》，以激其发越，即是期望通过阅读《孟子》来激发学者乾健不已的精神。
最后读《中庸》，以尽其精微。《中庸》一书难读，初学者未当理会。需要在其他三书都读完了，于其中道理都有所了悟之后再来读。《中庸》的道理非常精奥，要放在最后来研究。《四书》的阅读次序，不仅包含了朱子对《四书》内容的理解，而且也蕴涵了朱子自身立教教人的深意。
朱子把《大学》列为“四书”之首。他继承二程的观点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故而特别推崇。古本《大学》，不分章节，而朱子《大学章句》乃据程子之意，将此篇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其言曰：“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并且认为《大学》中有错简，他说：“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根据自己的意见改动了前后章节顺序，并添加了“格物致知”章。平心而论，朱子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众多篇章中选出，应该说慧眼独具；编订次序，为之作注，对阐发古圣先贤心法厥功至伟。然初心虽好，却也留下了以己意篡改经文，割裂经义的遗憾，因此，一直受到后儒的诟病。加之统治者自元代延佑年间，直至清代末年，将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限定在朱注《四书》里面，造成了思维的狭隘和固化。因此，也导致了后世对传统文化错误的认知和批判。鉴于这些历史因素，我们这次作译注时，尊重原典，恢复古本《大学》原貌，以保证文气、义理的前后贯通。以孔颖达的疏解为主，兼采汉儒郑玄，宋儒朱熹，及佛家大德憨山、蕅益等人的观点，体现解读的多样性。并在篇末附录明儒王阳明《大学问》、蕅益大师《大学直指》，以供读者拓展。
《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的。何为中？何为庸？程子给出的解释是：“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即不偏不倚、大中至正之道。关于这部书的章法结构，程子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可谓纵横开合，规模宏富，结构严谨。关于其功用，程子说：“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正是夫子“用行舍藏”之意，可谓广大到极处，又精微到了极处。“其味无穷，皆实学也。”非素隐行怪者可比矣！“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我们在译注时沿用了朱子三十三章的分法，注解以孔颖达疏解为主，兼采郑玄、朱熹，末后附录蕅益大师《中庸直指》，力求多维度，希望给读者一个开放的解读空间。
《大学》、《中庸》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构成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更是深入研读“五经”的基础。《四书》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被认为是东方的“圣经”，它深深的塑造和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心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相信这种力量不但不会衰竭，反而会更加奔腾不息。正如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所判断的那样：“水无有不下，人无有不善。”这是人性本质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