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

【题解】

 

韩愈欣赏李贺的才学，鼓励他参加进士考试。但是因为李贺父亲之名为晋肃，其中“晋”跟进士的“进”同音，所以有人说李贺参加进士考试会触犯名讳，阻止他考试。韩愈遂写下这篇《讳辩》来进行反驳。韩愈先是引用《礼记》中的“二名律”和“嫌名律”对反对者的话进行还击；然后又考证避讳的历史，从反面证明这么做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最后斥责了反对之人，说他们的做法很像是“宦官宫妾”之举，讽刺了对方的荒谬。

 

【原文】

 

愈与李贺书[1]，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2]：“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3]。”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邱’与‘’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者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官宫妾。则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注释】

 

[1]李贺：字长吉，唐代著名诗人。

 

[2]皇甫湜(shí)：字持正，唐代文学家，曾跟从韩愈学习古文。

 

[3]嫌名：指与人姓名字音相近的字。

 

【翻译】

 

我写信给李贺，劝他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李贺要考应该能考中，但与他争名的人攻击他，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不参加进士科的考试是对的，劝李贺的参加科考的人错了。”听到这话的人也不加以考察，便都随声附和，俨然形成了一致的论调。皇甫湜对我说：“如果不把这事说清楚，你和李贺都是罪责难逃啊。”我说：“是这样啊。”《礼记》上说：“名字的两个字不必都避讳。”解释的人说：“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如果说‘征’则不说‘在’，说‘在’而不说‘征’那样。”

 

《礼记》上又说：“人名所用的字，声音相近的不避讳。”解释的人说：“就像说‘禹’和‘雨’、‘丘’和‘’一类的字。”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参加进士科考试，是违反了名字的两个字不必都避讳的礼法呢？还是犯了名字声音相近的不避讳的礼法？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如果父亲名“仁”，儿子就不得做人了吗？

 

避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制定礼法制度来教化天下百姓的，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时不避讳，两个字的名字，孔子只避讳其中的一个字。《春秋》对于人名声音相近是不避讳的，不加以讥讽。周康王名钊，他的孙子，谥号昭王。曾参的父亲名皙，曾子不避讳“昔”字。周朝有叫骐期的，汉朝有叫杜度的，那他们的儿子应当如何避讳？是为了避讳与名同音的字，连姓也改了吗？还是不避讳与名同音的字呢？汉朝因为避讳汉武帝的名，所以改“彻”为“通”，可也没听说因为避讳而把“车辙”的“辙”改成别的字；又避讳吕后的名“雉”，所以将“雉”改为野鸡，但都没听说因为避讳而把治理天下的“治”改成别的字。现在上奏章和下诏书，没有听说避讳“浒”、“势”、“秉”、“机”一类字的。只有宦官和宫女，才不敢说“谕”字和“机”字，把这当作是触犯天子。士人君子著书行事，应该遵守怎样的法则呢？今天我们从经籍中考察，在典律中探究核对，李贺参加进士科考试，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

 

大凡侍奉父母能像曾参那样的，便无可指责。做人能像周公、孔子那样的，就算是做到极致了。当今的士人，不效法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而在避讳亲长的名字上却要超过他们，这也能看出他们的糊涂了。那周公、孔子、曾参，终究是不能超过的。在避讳上超过周公、孔子、曾参，那就是将自己与宦官、宫女相比了。那么宦官、宫女孝顺亲长父母，能胜于周公、孔子、曾参吗？

 

【解读】

 

文章紧紧围绕一个“讳”字展开，由于韩愈要反驳的是世俗舆论，他必须找出强有力的依据作支撑，所以文中引了很多历史掌故。另外，本文还用了对比手法，在列举出古贤不避讳的事例后，又说“宦官宫妾”害怕说错话而处处避讳。古贤和“宦官宫妾”两类人的形象一正一反，从而证明了君子不应该避讳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