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记载了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至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五百余年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一些史事,共21卷。《国语》并不是自始至终系统性地记载历史,而是有重点地记载若干重大事件,与《左传》不同,它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国语》的文笔较为浅显,将人物言论和人物性格表现得惟妙惟肖,文章结构疏密相间、错落有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国语》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司马迁认为是左丘明;现在一般的看法是,《国语》的成书有一个过程,最初是左丘明记诵列国史事,后经列国史官改编、润色而成。
周穆王是西周后期的统治者,他好大喜功,不顾国力衰微,兴师讨伐西戎,结果收效甚微。此事使周王室在诸侯中的威信大减,自此之后,诸侯不再朝见周天子。本文写的是穆王征讨西戎之前,大臣祭公劝谏穆王,告诉他不要滥用武力,应该以德安抚天下。“耀德而不观兵”,是祭公言辞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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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是西周末年的君主,他生性暴虐,刚愎自用,不但不听大臣的谏言,还对百姓的言行严加控制,百姓言语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杀身之祸。本文记的是大臣召公劝谏厉王,告诉他要广开门路,不要禁止百姓批评君主,揭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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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周天子的威望已经很低了。周襄王依靠晋文公的帮助获得王位,晋文公居然请求自己死后可以享受与天子一样的葬礼。周襄王心里明白,如果答应晋文公的请求,那就失了体统,周天子仅有的尊严也会丢掉,但他又不敢直接拒绝文公,于是就追述周先王裂土封侯的事迹,说明君臣间应遵守的法度,晋文公终于“受地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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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使臣单子到外国访问,途中路过陈国。单子看到陈国政事荒废,而陈国君臣只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于是在回到周朝后,向周王预言陈国必亡。单子在与周王的对话中,历数陈国种种违背周先王礼教法制的行为,以此作为预言的根据。单子的论述结构井然,条理清楚。后来陈灵公果然身死国亡,更加证实了单子是一个察微知著的有远见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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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文仲是鲁国的执政,他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鲁地百姓一块祭祀海鸟“爰居”。鲁国掌管刑典的士师展禽听说此事,发表了一番评论。这篇文章就是记述展禽评论此事的言辞。展禽通过叙述传统的祭祀标准和古代的祭祀事例,指出臧文仲祭祀爰居的做法不可取,爰居的出现只是气候变化的征兆。不久后,天气果然出现变化,臧文仲知道展禽说的是正确的,便大度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告诫自己要引此事为戒,以后做事不能僭越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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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宣公违背时令捕鱼,大夫里革见到这件事,连忙把渔网割断了,还对鲁宣公说了一番人与自然相生相养的道理,委婉地批评了鲁宣公的这一做法。宣公听了这一番话,不但没生气,反而虚心受纳,体现了他的大度和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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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大夫公父文伯回家后,见母亲敬姜夫人正在纺麻,就劝她不要这么做,认为这样有失身份。敬姜夫人驳斥了儿子的说法,告诫他不要贪图安逸,还指出:一个国家,上至君臣,下到百姓,都应该勤劳工作,这样才能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篇文章揭示的道理,跟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颇为相似,其忧劳治国的思想,对欧阳修等史官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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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执政大臣韩宣子为贫穷而烦恼,叔向却前来向他祝贺。韩宣子不明白他的用意,就问他为何这么做。叔向举了晋国大夫栾武子一家三代的兴衰,以及郤昭子家族富贵到极点而亡的事例,从侧面告诉宣子,富贵并不能保证韩氏的兴盛,只有德行才能保证韩氏的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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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圉是楚国派往晋国的使臣。晋国执政赵简子态度蛮横而轻佻,不但向王孙圉炫耀奢华,还向他询问楚国的宝物白珩的情况。王孙圉没有因此而动怒,他说楚国真正的宝贝不是珍宝,而是物产和人才,而白珩只不过是玩物罢了。他这一回答不但挽回了楚国的颜面,还借机暗中羞辱了赵简子一番,可谓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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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吴国打败了越国。越国大夫文种献上一计,他让大夫诸稽郢到吴国求和,一来劝说吴王夫差不要灭亡越国,二来助长他的骄傲之心。诸稽郢到了吴国后,依照文种的计策,终于说动了夫差,文种的计策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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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紧接上篇《诸稽郢行成于吴》,说的是吴王夫差答应了越国的求和,并准备北上中原争夺霸权。吴国大夫申胥眼光敏锐,看出了越国的企图,就劝谏夫差不要与越国议和,应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自大骄横的夫差没有听申胥的劝告,不但答应议和,还表示吴、越双方不结盟,由此落入了越国的陷阱,终于导致了后来吴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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