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
查看翻译 【原文】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候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因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发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攻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之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叁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也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翻译】
通晓法术的人,一定有远见而明察秋毫,不明察秋毫,就不能洞察隐私;能推行法治的人,一定是坚定果断而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纠察和惩治奸邪。一般臣子遵循法令去办事,依照法律而履行职责,不能称为控制大权的人。控制国家大权的人,无视国家法令而擅自作为,破坏国家法律以谋取私利,耗费国家财富而便利私家,他的势力能够控制国君,这就是所谓控制国家大权的人。通晓法术的人明察秋毫,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他们将洞察那些控制国家大权者的阴谋奸术;能推行法治的人刚劲正直,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他们将纠察惩办控制国家大权者的不法行为。所以通晓法术的人被任用,那么尊贵弄权的大臣一定为法制所不容。因此通晓法术的人与当道掌权者,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当道掌权者控制国家的大权,那么国内外的势力就都要为他们所用。因此诸侯不依靠他们,那事情就不会被答应,所以其他诸侯国就要为他们唱赞歌;朝中百官不凭借他们,自己的功业就无法进献给君主,所以群臣人人都要为他们使用;郎中这些君主的侍从如果不依靠他们,就不能靠近君主,所以君主身边的人都要为他们隐瞒罪行;治学术的人不依靠他们,就会收入微薄地位低下,所以这些做学问的人就为他们吹捧。这四种辅助势力,是奸邪之臣所用来粉饰自己的手段。控制国家大权的人不能够忠于君主而举荐法术之士,君主不可能超过奸臣的四种辅助势力而洞察所有臣子,所以君主就越来越被蒙蔽而大臣就日益控制住国家的大权。
凡是当道掌权者对于他们的君主,很少有不被君主信任和宠爱的,而且是君主所亲昵熟悉的。至于投合君主的心意,迎合君主的好恶,这本来就是他们所得到进用的手段。他们官爵高权位重,党羽又多,况且全国上下都在赞颂他们。而法术之士想要求得君主的任用,跟君主没有信任和宠爱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受君主亲昵熟悉的恩泽,又要用法术的言论来纠正君主邪恶的偏心,这些就和君主的心意相违背。法术之士所处的政治地位卑贱,没有党羽且孤立无援。凭着与君主疏远的关系来与君主信任宠爱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新来旅客的身份与君主所熟悉亲昵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与君主心意相违背的行为和与迎合君主好恶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轻微低贱的地位与官爵尊贵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一张嘴和全国上下的一致附和声相争,从常理说是不能取胜的。法术之士处在这五种不利的情势之下,又加上常年不能与君主见面;当道掌权者凭借着五种有利形势,且能随时在君主面前单独进说。法术之士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进用,而君主又何时才能醒悟呢?因此凭不能取胜的形势而又与当道掌权者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么能不危险?如果当道掌权者能用罪名诬陷,就借用国家的法令杀害他们;如果不能加给罪名的,就用私家的剑客来结束他们的性命。这样深明法术而违背君主心意的法术之士,不是死于官吏的刑杀,必定会死于私家的剑客。互相勾结成死党以蒙蔽君主,颠倒是非而便利私家的人,一定会被控制国家大权者信任。所以对可以用功劳做借口的,就用官爵让他尊贵起来;对于不能用好名声做借口的,就利用国外诸侯的势力使他们尊贵起来。所以蒙蔽君主而奔走于控制国家大权者的私门的,不是在官爵上显赫,就一定借用外国诸侯的势力显贵。现在君主不检验名实是否相符就实行刑戮,不等待功劳建立就授予爵禄,因此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死亡的危险而进献他们的学说呢?奸邪之臣又怎么肯当着利益而自动引退?所以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低,奸臣私家的地位则越来越尊贵。
越国虽国家富足军队强盛,但中原地区的君主都知道越国对自己没有什么用处,说:“它不是我所能控制的。”现在一个国家虽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但这个国家的君主被蒙蔽,大臣专权跋扈,这样君主对自己的国家就像对越国一样不能控制了。知道自己的国家和越国不一样,而不知道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已使国家不像是自己的了,这是不懂得明察事情的类似性。人们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了的原因,不是齐国的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说吕氏不能控制而田氏占有了它;所以说晋国灭亡了的原因,也不是说晋国的土地和城镇消灭了,而是说姬氏不能控制而被六卿把持了。现在大臣执掌权柄独断专行,但君主不懂得收回,这是君主不明智。与病死的人患同样的病的人,不可能活下去;与灭亡的国家有同样政情的,不可能存在。现在沿袭齐国、晋国亡国的故事,想要国家安稳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
大凡法术难以推行,不只是在大国是这样,在中小国家也是如此。君主的身边近侍不一定智慧,君主认为某人有智慧而听取他的意见,因而与身边的近侍评论智慧的人的言论,这是在与愚蠢的人讨论智慧;君主的身边近侍不一定贤德,君主认为某人有贤德而礼遇此人,因而与身边的近侍评论贤德的人的品行,这是与品德不良的人讨论贤德的人。智慧的人的计谋要由愚者来决断,贤德的人的德行要由品行不良的人来评定,那么贤智的人就感到耻辱而君主的论断也就荒谬了。人臣中想要获取官爵的,那些从品德上修养自己的人将用廉正高洁来约束自己,那些智慧之士将要用办事的才干来进献功业。这些品德好的人不会用财物贿赂去侍奉别人,坚持自身的廉洁更不可能违反法制去处理事情,那么品德修养好的人和明智的人就不会侍奉君主身边的近侍,也不会理睬私下的请托。君主身边的近侍,不具有伯夷那样高洁的品行,索求的东西得不到,贿赂的财物不上门,那么修士和智者高尚的品德与竭尽全力建立的功绩就会被埋没,而诽谤和诬陷的言论就随之而起。办事的才能和功绩被君主的身边近侍所制约,高洁廉正的品行由诽谤和吹捧来裁决,那么修士和智者一类的官吏就要被斥退,而君主的明察就被阻塞了。不凭功劳去决定人的才智和德行,不借助检验名实的符合来审定人的罪过,而听信君主身边近侍亲信的言词,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占据朝廷,而愚蠢污浊的官吏就会窃取职位。
大国的祸患,是大臣的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患,是君主对身边的近侍过于亲信,这是君主共同的祸患。况且臣子犯有大罪,就等于君主有大的过失,臣子和君主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怎么知道这样的呢?是因为:君主的利益在于有才能就授予官职,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能得到任用;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而授予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也要取得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士发挥才能,臣子的利益在于结成党羽谋取私利。因此国家的疆土被削而私家却富裕了,君主的地位卑弱了而大臣的权势加重了。所以君主失去权势大臣却夺得了国家,君主变得改称藩臣,而臣子则用符节来发号施令。这就是人臣所以欺诈君主谋取私利的原因。因此当代控制国家大权的大臣,君主位势转变以后而能稳固得到宠信的,十个中还不到二三个。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臣子的罪过太大了。那些有大罪的臣子,他们的行为欺骗君主,依他们的罪行应当被处死。智术之士见识高远而害怕受牵连遭死罪,一定不肯跟随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贤德开明的士人品格美好正直,耻于与欺骗君主之辈为伍,也一定不会追随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这些当道掌权者的门徒党羽,不是愚蠢而不知道祸患的人,就一定是污浊而不回避行奸作恶的人。大臣挟持着一班愚蠢而污浊的人,对上同他们一道欺骗君主,对下同他们一道谋取私利侵害百姓,互相勾结成一个团体,相互用一个腔调说话,迷惑君主败坏法制,以扰乱人民,使国家危难削弱,君主烦忧屈辱,这是他们的重大罪恶。臣子有大罪而君主不加禁止,这是很大的过失。假如一个国家的君主在上面有大的过失,臣子在下面犯有重大的罪行,还想求得国家不亡,那是不可能的。
【翻译】
通晓法术的人,一定有远见而明察秋毫,不明察秋毫,就不能洞察隐私;能推行法治的人,一定是坚定果断而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纠察和惩治奸邪。一般臣子遵循法令去办事,依照法律而履行职责,不能称为控制大权的人。控制国家大权的人,无视国家法令而擅自作为,破坏国家法律以谋取私利,耗费国家财富而便利私家,他的势力能够控制国君,这就是所谓控制国家大权的人。通晓法术的人明察秋毫,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他们将洞察那些控制国家大权者的阴谋奸术;能推行法治的人刚劲正直,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他们将纠察惩办控制国家大权者的不法行为。所以通晓法术的人被任用,那么尊贵弄权的大臣一定为法制所不容。因此通晓法术的人与当道掌权者,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当道掌权者控制国家的大权,那么国内外的势力就都要为他们所用。因此诸侯不依靠他们,那事情就不会被答应,所以其他诸侯国就要为他们唱赞歌;朝中百官不凭借他们,自己的功业就无法进献给君主,所以群臣人人都要为他们使用;郎中这些君主的侍从如果不依靠他们,就不能靠近君主,所以君主身边的人都要为他们隐瞒罪行;治学术的人不依靠他们,就会收入微薄地位低下,所以这些做学问的人就为他们吹捧。这四种辅助势力,是奸邪之臣所用来粉饰自己的手段。控制国家大权的人不能够忠于君主而举荐法术之士,君主不可能超过奸臣的四种辅助势力而洞察所有臣子,所以君主就越来越被蒙蔽而大臣就日益控制住国家的大权。
凡是当道掌权者对于他们的君主,很少有不被君主信任和宠爱的,而且是君主所亲昵熟悉的。至于投合君主的心意,迎合君主的好恶,这本来就是他们所得到进用的手段。他们官爵高权位重,党羽又多,况且全国上下都在赞颂他们。而法术之士想要求得君主的任用,跟君主没有信任和宠爱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受君主亲昵熟悉的恩泽,又要用法术的言论来纠正君主邪恶的偏心,这些就和君主的心意相违背。法术之士所处的政治地位卑贱,没有党羽且孤立无援。凭着与君主疏远的关系来与君主信任宠爱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新来旅客的身份与君主所熟悉亲昵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与君主心意相违背的行为和与迎合君主好恶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轻微低贱的地位与官爵尊贵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一张嘴和全国上下的一致附和声相争,从常理说是不能取胜的。法术之士处在这五种不利的情势之下,又加上常年不能与君主见面;当道掌权者凭借着五种有利形势,且能随时在君主面前单独进说。法术之士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进用,而君主又何时才能醒悟呢?因此凭不能取胜的形势而又与当道掌权者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么能不危险?如果当道掌权者能用罪名诬陷,就借用国家的法令杀害他们;如果不能加给罪名的,就用私家的剑客来结束他们的性命。这样深明法术而违背君主心意的法术之士,不是死于官吏的刑杀,必定会死于私家的剑客。互相勾结成死党以蒙蔽君主,颠倒是非而便利私家的人,一定会被控制国家大权者信任。所以对可以用功劳做借口的,就用官爵让他尊贵起来;对于不能用好名声做借口的,就利用国外诸侯的势力使他们尊贵起来。所以蒙蔽君主而奔走于控制国家大权者的私门的,不是在官爵上显赫,就一定借用外国诸侯的势力显贵。现在君主不检验名实是否相符就实行刑戮,不等待功劳建立就授予爵禄,因此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死亡的危险而进献他们的学说呢?奸邪之臣又怎么肯当着利益而自动引退?所以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低,奸臣私家的地位则越来越尊贵。
越国虽国家富足军队强盛,但中原地区的君主都知道越国对自己没有什么用处,说:“它不是我所能控制的。”现在一个国家虽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但这个国家的君主被蒙蔽,大臣专权跋扈,这样君主对自己的国家就像对越国一样不能控制了。知道自己的国家和越国不一样,而不知道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已使国家不像是自己的了,这是不懂得明察事情的类似性。人们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了的原因,不是齐国的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说吕氏不能控制而田氏占有了它;所以说晋国灭亡了的原因,也不是说晋国的土地和城镇消灭了,而是说姬氏不能控制而被六卿把持了。现在大臣执掌权柄独断专行,但君主不懂得收回,这是君主不明智。与病死的人患同样的病的人,不可能活下去;与灭亡的国家有同样政情的,不可能存在。现在沿袭齐国、晋国亡国的故事,想要国家安稳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
大凡法术难以推行,不只是在大国是这样,在中小国家也是如此。君主的身边近侍不一定智慧,君主认为某人有智慧而听取他的意见,因而与身边的近侍评论智慧的人的言论,这是在与愚蠢的人讨论智慧;君主的身边近侍不一定贤德,君主认为某人有贤德而礼遇此人,因而与身边的近侍评论贤德的人的品行,这是与品德不良的人讨论贤德的人。智慧的人的计谋要由愚者来决断,贤德的人的德行要由品行不良的人来评定,那么贤智的人就感到耻辱而君主的论断也就荒谬了。人臣中想要获取官爵的,那些从品德上修养自己的人将用廉正高洁来约束自己,那些智慧之士将要用办事的才干来进献功业。这些品德好的人不会用财物贿赂去侍奉别人,坚持自身的廉洁更不可能违反法制去处理事情,那么品德修养好的人和明智的人就不会侍奉君主身边的近侍,也不会理睬私下的请托。君主身边的近侍,不具有伯夷那样高洁的品行,索求的东西得不到,贿赂的财物不上门,那么修士和智者高尚的品德与竭尽全力建立的功绩就会被埋没,而诽谤和诬陷的言论就随之而起。办事的才能和功绩被君主的身边近侍所制约,高洁廉正的品行由诽谤和吹捧来裁决,那么修士和智者一类的官吏就要被斥退,而君主的明察就被阻塞了。不凭功劳去决定人的才智和德行,不借助检验名实的符合来审定人的罪过,而听信君主身边近侍亲信的言词,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占据朝廷,而愚蠢污浊的官吏就会窃取职位。
大国的祸患,是大臣的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患,是君主对身边的近侍过于亲信,这是君主共同的祸患。况且臣子犯有大罪,就等于君主有大的过失,臣子和君主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怎么知道这样的呢?是因为:君主的利益在于有才能就授予官职,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能得到任用;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而授予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也要取得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士发挥才能,臣子的利益在于结成党羽谋取私利。因此国家的疆土被削而私家却富裕了,君主的地位卑弱了而大臣的权势加重了。所以君主失去权势大臣却夺得了国家,君主变得改称藩臣,而臣子则用符节来发号施令。这就是人臣所以欺诈君主谋取私利的原因。因此当代控制国家大权的大臣,君主位势转变以后而能稳固得到宠信的,十个中还不到二三个。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臣子的罪过太大了。那些有大罪的臣子,他们的行为欺骗君主,依他们的罪行应当被处死。智术之士见识高远而害怕受牵连遭死罪,一定不肯跟随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贤德开明的士人品格美好正直,耻于与欺骗君主之辈为伍,也一定不会追随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这些当道掌权者的门徒党羽,不是愚蠢而不知道祸患的人,就一定是污浊而不回避行奸作恶的人。大臣挟持着一班愚蠢而污浊的人,对上同他们一道欺骗君主,对下同他们一道谋取私利侵害百姓,互相勾结成一个团体,相互用一个腔调说话,迷惑君主败坏法制,以扰乱人民,使国家危难削弱,君主烦忧屈辱,这是他们的重大罪恶。臣子有大罪而君主不加禁止,这是很大的过失。假如一个国家的君主在上面有大的过失,臣子在下面犯有重大的罪行,还想求得国家不亡,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