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惽，处治事之官而为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明君之道，贱德义贵，下必坐上，决诚以参，听无门户，故智者不得诈欺。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则事无失矣。

 

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杨朱、墨崔，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华角赴河，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尽其辩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尽其行焉。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铦；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干城距衡冲，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也。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发，除者伤血肉。为人见其难，因释其业，是无术之事也。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此通权之言也。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实者，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故圣人不求无害之言，而务无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贞廉而远利也，石不能为人多少，衡不能为人轻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于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劝饭之说，明主不受也。

 

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

 

酸甘咸淡，不以口断而决于宰尹，则厨人轻君而重于宰尹矣。上下清浊，不以耳断而决于乐正，则瞽工轻君而重于乐正矣。治国是非，不以术断而决于宠人，则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人主不亲观听，而制断在下，托食于国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今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人主肆意陈欲曰“乱”；人臣轻上曰“骄”，人主轻下曰“暴”。行理同实，下以受誉，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

【翻译】

为老朋友枉法徇私叫做“够交情”，用公家财物散发施舍叫做“仁人”，轻视俸禄看重自身叫做“君子”，违反法制袒护亲人叫做“品行好”，放弃官职看重私交叫做“讲义气”，逃避现实避开君主叫做“清高傲世”，相互争斗违抗禁令叫做“刚直好汉”，施行恩惠笼络民众叫做“得民心”。所谓够交情者，官吏就会有奸邪的行为；所谓做仁人，公家财富就会有损失；所谓做君子，民众就难以驱使；所谓品行好，法制就会败坏；所谓讲义气，官职就会出现空缺；所谓清高傲世，民众就不会侍奉君主；所谓刚直好汉，法令就不会推行；所谓得民心，君主就会孤立。这八种名声，是个人的私誉，君主的大祸害。与这八种相反的，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这些对国家有利害关系的情形，而听任个人的私誉，要想求得国家避免危险的动乱，是不可能的。

任用什么样的人办理政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如果没有什么方法来任用人，则无论任用什么人都会失败。君主所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的人，就是修养好、品行好的人。任用人，就是使他有权势。智士不一定诚实，因为欣赏这种人的智谋，就错误地认为他们诚实可靠。以智士所具有的计谋，加之有权势作凭借，而去干他们的私事急务，君主就一定会被欺骗。由于智士不可信，所以就任用有修养的人，叫他们处理政事。有修养的人不一定有智谋，因为觉得这种人品德纯洁，就错误地认为他们有智谋。这种人以蠢人的糊涂，处在治理国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为是地行事，那么政事必然要被搞乱。所以在用人上没有什么方法，任用了智士，国君就会被欺骗；任用了有修养的人，国君的事情就会被搞乱，这都是用人缺少方法的祸患。英明君主的用人原则是，地位低的人可以议论地位高的人；上级有罪，下级不告发则牵连受罪；用检验的办法去判明事情的真相；听取意见没有门户之见；因此智士就不能欺骗君主。计算功劳而给予赏赐，衡量才能而授予职事，分析事情的起因来观察官吏的过失，对有过错的人给予处罚，对有才能的人给予赏赐，所以愚蠢的人就不能担任政事了。智士不敢欺骗，愚蠢的人不敢独断专行，政事就不会出现失误。

只有明察之士才能知晓的事务，是不能作为制订法令的依据，因为民众不都是能够明察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是不能作为制订法律的依据，因为民众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的明察之士，想整顿社会的混乱但终究找不到办法，他们的学说虽然是明察的，但不能作为官府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的贤能的人，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自杀，他们虽然有贤才，但不能成为替国家种地打仗的人。所以，君主所明察的东西，有智慧的人就会在这方面去尽力施展他的辩才；君主所推崇的东西，有才能的人就会在这方面竭尽全力地干。当今的君主把没有实际用处的辩论当作明察，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贵，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像孔丘、墨翟那样知识广博而又善于辩论，但他们不会种田，国家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那样讲究孝道而又少私寡欲，但他们不会打仗，国家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利益呢？百姓有个人的私利，君主有国家的公利。不从事劳作而生活供给却很充足，不担任官职而名声却很显赫，这是个人的私利；停止私学而彰明法度，堵塞个人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这是君主的公利。设置法令是用来引导民众，但又以仁爱之学为尊贵，那么民众对遵守法令就产生怀疑；奖赏功劳是为了鼓励民众，但又以修身养性为尊贵，那么民众就懒于生产获利。推崇仁爱之学就会使法律受到怀疑，尊奉修身养性而不专心论功行赏，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手持笏板的朝臣与手拿干戚的武士，都敌不过长矛、短枪；讲究宾主相见礼仪的人士，也不敌善于训练士卒的人才；一面演奏《狸首》乐章一面打靶射箭，也不敌直接用强弩急射箭；捍卫城邑、抗拒冲车的老战术，比不上用水或烟火来破坏敌方地道进攻的新战术。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在智谋上角逐，现代的人在力量上较量。古代的事情少而设备简陋，器物质朴而不精致，所以有用蚌壳做的原始农具以及用手推的简陋车子。古时候人少而互相亲爱，东西多而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所以有人拱手让出天下，推崇慈善恩惠，称道仁爱宽厚，都是像推车一样简单的治理方法。处在多事的时代，而用少事的古代的简陋器具，不是聪明人的办法；身处大争的年代，而遵循拱手相让的老规矩，不是圣人的治国方略。所以聪明人不乘坐推车，圣人不推行推车式的政治。

法律是用来管制事情的，事情是用来显示功效的。法制的设立如有困难，估计它虽有困难但能办成事情，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如果包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不遇到困难的法制，没有害处的事功，天下是没有的。因此占领千丈的都城，打败十万的兵众，自己死伤的将士占全军的三分之一，铠甲兵器被折损，士兵有伤亡，但还是庆贺战斗的胜利并取得土地，这是忽略它的小害处而考虑它的大好处。洗头发的人有掉落下来的头发，医治创伤要伤及好的血肉。如果有人见到这些害处而放弃他的事业，就是没有见识和办法的人士。先前的圣人说过：“圆规用久了就有误差，水面再平也有波纹，我要想改变它们，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懂得权衡得失的说法。所以理论有言之成理然而脱离实际的，言论有词句笨拙然而能立即付之实用的。因此圣人不去追求没有毛病的空话，而是致力于那些不可改变的事情。人们所以不求助于衡器量器，并不是由于正直廉洁，远离财利，而是由于量器不能为人们增多或减少，衡器不能为人们加重或减轻，对它们有所要求是不能得到的，所以人们就不去求助它们了。英明君主的国家，官吏不敢违反法禁，不敢谋取私利，人们不用进行贿赂，这样全国的事情就像衡器量器那样公正无私了。这样，大臣中如有奸邪行为的，就必然被察觉，察觉了就必然会受到惩罚。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是致力于掌握一定能察知臣下奸邪行为的方法。

慈母对于幼子的宠爱，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的。然而孩子有了不正当的行为，就得让他跟从老师学习；有了严重的疾病，就得让他请求医生看病。不跟从老师学习，就会犯法受刑；不请求医生看病，就会接近死亡。慈祥的母亲虽然慈爱，但对于拯救孩子摆脱受刑和死亡都没有什么益处，所以保护自己孩子的标准不是爱。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所考虑的，是互相算计。母亲不能用她的爱保存家庭，君主怎么能用爱来维持国家呢？英明的君主通晓使国家富强的办法，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谨慎地处理政事，是使国家富强的办法。要使法律禁令显明，要使智谋计划得到考察。法令显明就使国内不会有发生事变动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就使国外不会有外来侵略的祸患。所以保存国家的办法，并不在于仁义。仁爱的人，是慈祥宽厚而轻视钱财的人；残暴的人，是内心残忍而轻易处罚别人的人。慈祥宽厚，就下不了狠心；轻视钱财，就喜欢施舍。内心残忍，憎恶别人的心思就会暴露在下属面前；轻易处罚，就会胡乱杀人。不狠心，就会赦免许多该处罚的人；好施舍，就使赏赐大都给了没有功劳的人。憎恶别人的心思表露出来，臣下就会怨恨君主；胡乱杀人，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所以仁爱的人处在君位上，臣民就会放肆而轻易违法犯禁，以侥幸的心情希望得到君主的赏赐；残暴的人处在君位上，就会滥用法令随意处罚人，臣下和君主就会离心离德，民众怨恨而产生叛乱的想法。所以说：仁爱的人和残暴的人，都是使国家灭亡的人。

不能提供美味佳肴而只是劝饥饿的人吃饭，这不能算是能救活饥饿者的人；不能开荒生产粮食而只是劝君主施舍赏赐，这不能算作使民众富裕的人。现在学者的言论，不致力于农业生产而好谈论施舍赏赐，只晓得称引虚假的圣人来取悦于民众，这就像是没有准备好饭却劝饿人吃饭一样的空话。这种口头上鼓励人们吃饭的空话，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

书写得太简略，弟子们就会发生争论，法律条文太省略，民众的诉讼就会轻慢法律，所以圣人写的书一定论点鲜明，英明君主的法律一定详尽规定所要裁断的事情。用尽心思，估量得失，聪明的人也感到困难；不动脑筋，根据已制定的法令来责求办事的实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英明的君主选择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的办法，不采用聪明人感到为难的办法，所以不用费心操劳，国家就可以治理好。

酸甜咸淡，君主不亲自品尝而让管理君主膳食的官员来决断，那么厨师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宰尹了。音调的高低，音质的清浊，君主不亲自用耳朵来判断而让乐官来决断，那么乐工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乐正了。治理国家的是非，不用法术来决断而让受宠幸的人来决断，臣下就轻视君主而尊重君主的亲信了。君主不亲自观察听取政事，而是让臣下来决断一切，自己就像是寄食在国内的客人一样。

假使人们不穿衣、不吃饭而不感到饥饿、寒冷，又不怕死，就不会有侍奉君主的想法。人们的想法和欲望不受君主控制，君主也就不能使唤他们。现在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大臣手里，而君主的命令仍然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虎豹不用它的爪牙，那就和小家鼠的威风一样；有万金家财的人如果不运用他的财富，那就和看门人的资产一样。拥有国土的君主，喜欢某人却不能给他利益，憎恶某人却不能给他处罚，要想让人畏惧和敬重自己，是不可能。

臣下无所顾忌地表现自己的欲望，被说成是“侠”，君主无所顾忌地表现自己的欲望，却被说成是“乱”；臣下轻视君上，被说成是“骄”，君主轻视臣下，却被说成是“暴”。这两种行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臣下因此受到称誉，君主却因此遭到诽谤。人臣得到了大好处，君主则受到大损失。

英明君主的国家，只有尊贵的大臣，而没有重权在手的大臣。尊贵的大臣，是指爵位高、官职大；重权在手的大臣，是指君主听信他的话而他的势力又很大。英明君主的国家，升官晋级，赐予爵位，都是根据功劳的大小，所以有尊贵的大臣。对发表言论不考虑如何实行而弄虚作假的大臣，一定严惩，所以就没有权势很大的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