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

原文：“瘅恶斥谗，所以止乱。”

 

瘅：憎恨。例句有： “彰善瘅恶。”（《尚书·毕命》）

 

“谗”的意思是在别人面前说陷害某人的坏话。

 

“瘅恶斥谗，所以止乱”就是憎恨厌恶邪恶之徒，驳斥击退谗佞之辈，这样国家就不会发生混乱。

 

无论何时，只要谗佞之辈居官专权，奸邪之徒逞恶当道，人民就会遭殃，国家就会危亡。所以张商英认为： “谗言恶行，乱之根也。” 《王氏注》也认为： “若能俦绝邪恶之徒，远去奸谗小辈，自然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邪恶和谗言一个是狼，一个是狈。自古以来，这对狼狈都是制造混乱的祸根。不过它们之间唯一不同的是：邪恶一般都表现在明处，而谗言一般都深藏在暗处。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所以说谗言的危害性更大，因为它可以在你不知不觉中，或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伤害。

 

“败言为谗” ， “世乱谗胜”（《左传·昭公五年》） 。意思是，诬罔的语言就是谗言，世道动乱诬罔的谗言就会处于优势，得到胜利。

 

那么谗言和恶人又有哪些特征和具体表现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 虚构事实，栽赃陷害 。此类谗言目的明确、手段卑鄙、行为狠毒、后果严重，必欲置无辜者于死地而后快。

 

二是 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强行与对手挂钩，达到不能把你搞死，就先把你搞臭的目的。

 

三是 添油加醋，无限上纲 。本来是一件小事，或者是一个小的失误，而进谗者不惜添油加醋，添枝加叶，上纲上线，夸大其词，增加对方的精神负担，使其承担更大的责任。

 

四是 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用谎言或假象制造混乱，把水搅浑，让人难以分辨是非曲直。

 

五是 搬弄是非，制造矛盾 。在甲、乙双方之间挑拨离间，破坏和睦的双边关系，而自己则置身事外，静观鹬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

 

谄媚上司，进谗言佞语者，都被人看作是道德败坏的小人。此类人到处都有，此类事时时都有发生，防是防不住的，除也是除不尽的。怎么办呢？

 

方法一：尽量远离这种人，保持一定距离，若即若离。与小人相处不能太亲近，太过亲近，万一有一天不亲近了，你就成了他进谗言佞语、攻击报复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对象。

 

方法二：等到谗言暴露的时候，用事实理直气壮地戳穿它，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使小人的阴谋不能得逞。

 

以上做法虽然说不上尽善尽美，但也勉强算得上是消极对待谗言的积极态度。

 

当然，除了以上两种方法以外，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让谗言止步于听谗者，谗言之所以能够产生作用，发生效果，而且难以禁止，主要是有信谗者。

 

“乱之又生，君子信谗。”（《诗·小雅·巧言》） 意思是：由于君子听信谗言，所以祸乱又再次发生。（君子：指上位者）事实证明，信谗者才是滋生谗言的土壤。正是由于有些人听风就是雨，所以谗言的歪风才会久刮不停。如果每一个为官执政者都能心境光明、公正公平，善于调查研究，不会偏听偏信，不以个人好恶作标准，做到心明眼亮、是非明辨，那进谗者就没有了进谗渠道。没有了谗言市场，谗言的阴谋不能变现，谗言佞语者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诚然，以上方法虽然最为有效，但也最难做到，因为有些为官者腐败昏庸，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亲小人，远君子，对接收到的谗谤之言不调查、不分折、偏听偏信，使得小人阴谋屡屡得逞，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例如，越王勾践为了能够击败吴王夫差，报丧国之辱，除了他自己不忘国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之外，另外一条重要因素就是他利用重金收买了吴国佞臣太宰嚭。太宰嚭在吴王夫差面前进谗言，诬陷贤臣伍子胥，致使吴国君臣不和，杀害了反对吴国向齐国用兵，坚持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越国为了报仇雪恨，主动侵犯吴国的伍子胥，为越国袭击吴国扫清了前进障碍。

 

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90年左右，当时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国，正是国力昌盛之时。此时，齐国国君齐景公死后，国内政局发生混乱，吴齐两国是友好邻邦，吴王夫差决定出兵齐国，用武力威慑齐国贵族集团，帮助齐悼公重振国威。而此时伍子胥认为不可，极力劝谏，他对吴王说：“越王勾践吃饭不用两味荤菜，含辛茹苦，每天都在悼念死者，慰问病者，他这是打算报仇雪恨呢！这个人不死，将来一定成为吴国的后患。”所以，伍子胥认为越国才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如果现在吴国不去对付越国，而去对付齐国，是十分谬误的。

 

而此时的吴王夫差并不信任伍子胥，而是重用伯嚭为太宰。伯嚭和伍子胥都是从楚国投奔吴国的降臣，不过伯嚭为人奸诈，为了取得吴王宠信，经常在吴王面前攻击诬陷伍子胥。越王得知这一情报后，采用了子贡的计谋，命他率军假装帮助吴国，实际上却用重金收买太宰嚭，伯嚭多次收受越国的贿赂，所以日夜在吴王面前为勾践说好话。吴王听信了伯嚭的花言巧语，决定出兵攻打齐国。这时的伍子胥虽然不被信任，却仍然向吴王强调放弃越国而攻打齐国的做法是错误的，一旦有任何闪失都会导致亡国，那时就悔恨莫及了。

 

听了伍子胥的劝告，正当夫差犹豫不决时，伯嚭马上向吴王进献谗言，说伍子胥为人刚强暴烈，缺少恩德，猜疑狠毒，他的怨恨早晚会酿成大祸。同时他还指责伍子胥专横刚愎，千方百计毁谤大王进攻齐国的军事行动，甚至把儿子托付给齐国。伯嚭说： “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史记·伍子胥列传》） 伯嚭对吴王夫差讲的意思是：伍子胥作为人臣，在国内不得志，就依靠外国诸侯，自己认为是已故国君的谋臣，如今不被任用，常常郁闷怨恨。希望大王趁早谋划这件事。吴王夫差彻底被伯嚭谗言所打动， “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长叹道：‘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殊我。’”（《史记·伍子胥列传》）

 

伍子胥被赐死的事例证明了：谗言是由两个因素共同产生效力，才能发挥作用的，即进谗者和信谗者。如果只有进谗者伯嚭的谗言，伍子胥是不会被杀害的，只有当伯嚭的谗言被吴王夫差所采信，才能发生伍子胥被杀害的事实。也才能发生越国攻击吴国，吴王夫差自刎，吴国被越国所灭的后果。

 

吴国为越国所灭，这在历史上是“信谗亡国”的典型。

 

所以古人认为谗言并不可怕，而听信谗言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对“信谗”的危害有深刻的总结： “谗言不可听，听了祸殃结。君听臣遭诛，父听子遭灭。夫妻听了离，兄弟听了别。亲戚听了绝，朋友听了疏。”